衝鋒陷陣的將軍落伍了!美國軍事專家:攻擊戰術指導權下放,「戰鬥將軍」時代已終結

2018-09-16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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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事戰略分析專家佛里曼分析,現代戰爭的軍隊能以分隊為單位獨立作戰,將軍不必再下達細部戰術指導。圖為2015年駐韓美軍參與「鷂鷹」(Foal Eagle)聯合軍演。(AP)

美國軍事戰略分析專家佛里曼分析,現代戰爭的軍隊能以分隊為單位獨立作戰,將軍不必再下達細部戰術指導。圖為2015年駐韓美軍參與「鷂鷹」(Foal Eagle)聯合軍演。(AP)

戰爭科技日趨進步,陸軍或陸戰隊能以「班」為單位獨立作戰,還需要將軍指導戰術嗎?美國軍事專家佛里曼12日在《外交政策》上分析,現代戰爭的指揮鏈已有顯著改變,隨著個人武器、戰力殺傷力增強,美軍領導層應將戰術指揮權下放,將軍不再需要下達細部的戰術指導,而應重視學科知能,以大局著眼,協助政府作出正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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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里曼(B. A. Friedman)是美國軍事戰略分析專家,也是美國軍事期刊《戰略橋》(Strategy Bridge)的助理總編輯,2017年出版《論戰術:戰役致勝的理論》(On Tactics: A Theory of Victory in Battle,暫譯),對於軍事戰略有深刻觀察。佛里曼12日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期刊發表〈戰鬥將軍的終結〉(The End of the Fighting General),指出現代戰爭將軍的角色,已與過往事必躬親,下達戰術指令的將軍全然不同。

名將打天下時代終結 基層軍士官領導小隊作戰

佛里曼指出,歷史上曾有許多各界公認的「戰鬥將軍」,例如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成吉思汗、漢尼拔(Hannibal)與薩拉丁(Saladin),他們都是戰術領導的箇中好手,聲名遠播。然而佛里曼認為,這些將軍的作用,在現代戰爭中已經由中尉、下士等軍士官所取代。

亞歷山大大帝。(取自維基百科)
亞歷山大大帝。(Wikipedia /Public  Domain)

美軍用「戰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指涉這些初級軍士官更繁重且更常見的領導責任。明顯的案例是阿富汗、伊拉克戰爭,戰場上的戰術責任下放給中尉、下士等基層軍士官,這些才20歲出頭的小夥子擁有驚人的火力,必須在戰場上瞬間決斷,作出改變生命的決定,遵循美國的國家利益、政策與戰略。

武器日益進步 戰術領導權下放  

這一連串的作戰指揮鏈變化,與戰爭武器、技術革新脫不了關係,由於火力發展,個別士兵頓時獲得更具破壞性武器的潛力,軍事領導更能進入個人層面。佛里曼表示,下屬將軍、准將與專業軍官,例如艦長、副官的出現,分攤將軍的指揮責任。19世紀初期,法國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已將軍隊劃分成可完全獨立調動、戰鬥的軍團,為他擴張帝國版圖,獲取前所未有的勝利至關重要。

將軍若不熟悉前線狀況,下達戰術時很可能會失準。1863年7月,美國南北內戰進行關鍵的蓋茨堡之役(Battle of Gettysburg),當時領導南方邦聯軍的李將軍(Robert E. Lee)指派3名下屬將軍領導部隊,下達向北方聯邦軍直接攻擊的戰術。佛里曼分析,李將軍過於強調拿破崙直接攻擊的戰略,無法體認到隨著火力進步,此計畫早已過時,策略錯誤的結果,讓南方邦聯軍大敗收場,折損至少6000人,成為北方獲勝的重要轉捩點。

美國維吉尼亞州沙洛斯維的李將軍雕像(AP)
美國維吉尼亞州沙洛斯維的李將軍雕像(AP)

軍官士官各司其職 班作戰成顯學

佛里曼指出,如此大規模的軍事挫敗,至今早已不合時宜,部分是因為將軍已不再享有過去下達戰術的絕對權威。自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火砲發展以及步槍技術提升,戰術領導權得以下放。二戰期間盟軍最高統帥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規劃從納粹德國手中收復法國時,就允許艦長得以領導特定攻擊。越戰期間,美軍大多數的日常戰鬥,是以40員士兵組成的排(platoon)作為獨立單位,通常由20多歲,位階中尉的排長進行戰術指導。

時至今日,美軍多數的戰役更進化成以14員或更少士兵的「班」(squad)為戰鬥單位,軍官幾乎脫離戰術領導,讓士官執行戰術。佛里曼認為,這項趨勢並不一定是壞事,軍官取得大學學位,能有更廣博的知識與技能評估大局,軍事經驗則相對較少;下士與中士與更高階的工作人員中士,則有深入的作戰經驗,適合實際、詳細地執行戰術。如此一來,以班為單位的戰鬥組織在戰場上行動更快,也能避免敵方偵測,就算該班慘遭殲滅,也不會賠上整支部隊。

將軍角色改變 佛里曼:應完全放棄戰術指揮官角色

不過當軍隊指揮鏈的授權下放後,軍隊高層的角色又會如何變化?研究現代戰爭的政治學家辛格(Peter W. Singer)曾作過調查,指許多將軍仍然視自己戰士的身分高過一切。現在的通訊技術還能讓將軍即時指揮戰場,讓他們可以微觀管理部隊戰鬥時使用的戰術。但佛里曼認為,儘管將軍下達指令更加容易,反而在干擾作戰部隊。

佛里曼建議,若美軍要持續保持高效率,就必須利用作戰單位縮小的趨勢。將軍必須完全放棄其作為戰術指揮官的角色,接受自己的新角色:戰鬥推動者和政策顧問。戰事進行時,將軍應該負責協調作戰單位與指揮部,確保物資送至目的地。將軍還需要利用自己的軍事經驗、專業知識,為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言。因為決定和戰與否的文職官員,需要戰略理論、國際關係與其他學科等觀點來過濾訊息。若只是純粹的戰術家,永遠無法提供政策制定者所需的洞察力與智慧。

美國1991年波斯灣戰爭勝利後,同年6月8日舉行「全國勝利閱兵」,波斯灣戰爭指揮官史瓦茲科夫將軍(Norman Schwarzkopf,左)與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右)。(AP)
美國1991年波斯灣戰爭勝利後,同年6月8日舉行「全國勝利閱兵」,波斯灣戰爭指揮官史瓦茲科夫(Norman Schwarzkopf)將軍與時任美國總統老布希。(AP)

從軍官教育著手 培養將軍提出政策建議

有鑑於此,佛里曼認為,美軍若要改變將軍的任務定位,必須要從美國軍隊選擇、訓練、教育與升遷軍官時就開始著手。他指出,目前美軍軍官通常有一年的時間在戰爭學院、國防大學受訓,這一年分為學術訓練與實際的軍事訓練,軍官難有時間接受完整的學術訓練。他建議,美軍可以在課程中刪減軍事訓練,讓軍官得以獲取更多包括國際關係、戰略理論、衝突分析與解決等技能,接受過嚴格的指揮系統培訓之後,才能學習如何尊重不同意見,權衡各種觀點、意見,為政策概念提出論證,這些能力對於制定政策的將軍來說非常重要。

佛里曼也指出,軍官目前在美國軍事院校受訓時的成績,幾乎不會影響其未來的職涯發展,因此不少軍官視其為正常任務之間的休假。若軍校的上級能慎重看待學生的成績,能讓這些軍官接受學術教育的動力更高,也能讓軍方高層得以更佳地評估,哪位軍官真有資格擔任將軍。

由於這些軍官多半在加入軍隊之前,已經在運動團隊、學生會或其他組織擔任領導者,軍隊通常會鼓勵他們加強勇敢、苦幹、專業執行任務等領導力,培養出來的軍官戰鬥力強,卻不想籌劃政策。佛里曼表示,儘管將軍會反對他的提議,但他認為,若要擔任將軍,就需要學會不同形式的領導:將說服、審議與反思列為優先地位。

專家呼籲美國軍事教育應現代化

佛里曼稱,目前美軍的升遷法令仍然適用1980年《國防官員人事管理法》(Defense Officer Personnel Management Act),軍官教育則適用1986年《高華德-尼可拉斯國防部重構法案》(Goldwater–Nichols Act),且該法案將提供軍事建議給決策者的權力,限縮在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參謀總長)一人身上。

佛里曼呼籲,隨著世界劇烈變化,美國國會應該建立新法,讓軍官教育、晉升邁向現代化,培養出決策者實際需要的將領,也有機會降低軍隊與民間政府之間的緊張關係。佛里曼指出,就算是全世界最先進、影響最深遠的軍隊,一旦掌握在寧願拿步槍開火,不願從事文書規劃的將軍身上,也不會有太多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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