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是民主社會所必要的重要元素，更是民主政黨所必不可少的一種內存機制。當國民黨已經墮落到根本不可期待，如果連民進黨也喪失此一能力而正加速度直奔地獄，我們的社會就只能期待著最後一道民主屏障：異議者們所堅守對「不義任務」的「抗命權」。
吳佩蓉的空谷跫音正召示台灣民主生機
事件引爆後，網路上有許多人都會好奇地追問：吳佩蓉是不是藍營派來臥底？她為何會甘願當抓耙仔(三立新聞用語)？她到底收了多少好處？等等道德性撻伐與爭議。這樣的態度其實正掉進了漢娜鄂蘭所稱的「平庸的邪惡」之道德批判漩渦中。也就是，如果認定今天侯友宜不應該以當年「奉命行事」作為執行「不義之任務」的理由而悍然判定侯是有罪的，那今天，吳佩蓉身在公門而因為洞悉張天欽意欲要執行/操弄「不義之任務」，所以勇於站出來大膽揭發訴諸公議，則吳佩蓉乃屬於勇敢擺脫「平庸的邪惡」的一種典範才對。這樣的範例在推動轉型正義的正確態度上，理應備受禮敬與按讚才對，怎還反倒成了綠營打狗棒下的了落水狗？
換個角度來談，如果認定吳佩蓉揭舉張天欽等促轉會之同僚是背叛行為，那按這套邏輯反推，就必須肯定侯友宜當年諸多「奉命行事」的勾當就是正確的公務員行徑！
總的來看，張天欽和侯友宜就都是同一物種，佔著位置、抓著權力，捨了命在「為虎作倀」。因此反而凸顯了吳佩蓉這行使抗命權的「異議者」的難能可貴與高尚性。《辛德勒的名單》中的主角人物之所以在道德層次上贏得歷史最大推崇，正因為他甘冒生命風險違抗納粹命令因而挽救了那麼多人的性命。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裡寫道：「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也不像理查三世那樣一心想做個惡人；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 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公務員」奉令就可以執行「不義任務」嗎？
台灣威權時期所進行的是一種體制性對人權的集體侵害。像侯友宜這樣一個從基層警官往上爬升的「公務員」認真執行任務無非也是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而格外賣命。至於執行任務的所謂「程序正義」往往都可以不予理會或任意輕置的。但在漢娜的認定裡，這「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則，把猶太人送進毒氣室的艾希曼有罪，因不當圍捕而導致鄭南榕自焚的侯友宜也一樣有罪。
同理，我們又從這次被爆料的錄音帶中看到或聽到許多內容，不難判斷：手握尚方寶劍的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就跟艾希曼和侯友宜一樣的，都足以列為不同時代的最大罪犯之一。果真讓張天欽這樣手握權柄的高官順其意志而指揮其所屬遂行其可議之「不義任務」，台灣此刻得之不易的民主與人權很可能又將退回到威權時期的暗黑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