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你認為通過自身努力，能促使我們足球有什麼蛻變？
王健林：我想通過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視青少年人才的培養，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聯賽和國家隊身上，因為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應該只重視塔尖的東西，也要重視塔基的東西。
當中國足球小孩擴展到兩三百萬人的時候，我相信中國在亞洲絕對一流。
《新京報》：投資中國足球，上世紀90年代可能為企業帶來品牌榮譽，但是現在萬達已是商業帝國，再投資足球，心態上會有什麼變化？
王健林：我就是為熱心的中國球迷做些事，這也算是社會公益嘛。投資足球每年好多錢呢。
《新京報》：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三個夢想，打進世界盃、申辦世界盃和奪得世界盃。
王健林：是啊。這是習大大的個人夢想，我相信也是全國人民的夢想。
談政商：「政商關係這門學問比博士後還高」
《新京報》：拿「亞洲首富」來說，原來的首富是主要做地產的李嘉誠，然後是搞互聯網的馬雲，現在又被玩地產的你取代，這像是一種輪迴。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產的。我說過，我必須在三年內或者五年內去「房地產」化。
《新京報》：在你看來，去「房地產」化是一個趨勢？
王健林：是個趨勢。我們覺得今明兩年陸續還有幾家上市公司，可能你會發現，我們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商業地產，而且商業地產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萬達商業地產，我已經想好名了，叫萬達商業發展公司，或者叫萬達商業服務公司，我不投資了叫什麼地產呢，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者。
《新京報》：就拿地而言，低地價是萬達的法寶，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為什麼總是萬達能勝出？
王健林：這就是商業模式。當初90年代中期我們就說我們這種搞房地產，第一我覺得現狀不穩定，拿了幾塊地吧噠噠地價上去了，再去拿幾塊地地價下來了，這不是一個現代企業的模式，應該去找長期固定模式，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做商業地產。
做商業地產也好，做電影產業也好，不管做什麼，做得讓別人來求我們就好了，慢慢地，我們通過模式實現了預期。外來看是品牌，二線城市要請我們去，在博弈中就相對有話語權了。
《新京報》：聽說做商業地產，有個「萬達速度」，24個月。
王健林：內部最長吧，其實我們定的是18個月。
《新京報》：有人認為，「萬達速度」迎合了個別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績的心態。
王健林：這是瞎扯，我才不是為了迎合他們的。一個廣場十個億，一年租金一兩個億，你說你幹快一點就多出一兩個億。只有快點幹。
住宅和我們相反，拉的戰線越長房價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棟樓，這就是模式決定的速度。
很多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了政府，其實不然，你得為自己著想，我這種模式投資資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