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首富王健林近日接受中國北京《新京報》專訪，對於中國的政商關係，王健林表示，在中國，商業遠離政府「太假了」。聊起兒子王思聰，王健林期望他穩重一點。談到未來，王健林表示最大煩惱是萬達接班人的成長，王思聰已表示不會執掌萬達。
61歲，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5年3月，美國《富比世》（Forbes）雜誌發佈2015全球富豪榜，王健林成為中國內地首富；根據彭博社（Bloomberg）華人富豪榜和亞洲富豪榜截至5月1日的數據，王健林以381億美元的身家超過香港李嘉誠，成為亞洲首富。
中國首富，亞洲首富，王健林在朝著世界首富的方向努力。短短兩個月，名頭的更迭對於他而言，只是財富數字的變化，「我早過了需要錢的階段。」
這個首富卻有錢沒閒，今年至今，他唯一一筆個人消費是三套西裝。關於首富的財富觀、足球投資、政商關係、兒子王思聰，王健林有問必答。
談首富：三套西服是今年唯一消費
《新京報》：很多網友好奇，亞洲首富的一天是怎麼過的？
王健林：我這一天天就是在工作中度過的。每天準時6點起床，7點10分到公司，基本上雷打不動，前後時間差不超過5分鐘。晚上下班回去就八點多了，如果我們自己有會議或者有宴請，就九點多、十點多。11點準時休息。
《新京報》：你最近最大的一筆消費是什麼？
王健林：訂了三套西服，每套2萬多。今年以來吧就這一筆消費。
《新京報》：今年5個多月以來唯一的一筆消費？
王健林：對，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有錢沒閒。訂購西服是我常穿西裝，其他的能有什麼消費呢，沒什麼了。
《新京報》：成為亞洲首富，你覺得是一種必然，還是機遇，或者運氣？
王健林：我覺得有三個原因，首先是自己的勤奮和戰略，內因是起主要因素的，如果不說自己是主要因素，那就是胡說八道，中國十三億人怎麼你就冒出來了呢。
第二個是受益於國家整個大平台，我們正好趕上中國城市化快速進程的十五、二十年。中國在2013年之前，30年之間GDP每年環比遞增9.4%，你就跟著坐車吧，你也10%的增長，稍微好一點的企業能20%、30%地增長。這個平台奠定了萬達的基礎，如果沒有它，我就做得再吭哧吭哧，也達不到現在的成果。正好在這樣一個國家，也正好趕上了這麼一個時代，如果我晚生30年，做這麼大會很難。
第三個就是上市的原因。萬達上市後財富被放大了。
《新京報》：最近的美國投資峰會上，美國總統奧巴馬接見了你，都聊了什麼？
王健林：全都是官方語言，就是歡迎你來美國投資，有什麼問題可以來找我。
《新京報》：奧巴馬期待你在美國擴大投資？
王健林：是的。我也表態了，承諾在未來三年至少再投50億美元。
《新京報》：以後會不會逐漸將企業發展的重心放在國外？
王健林：重點還是在中國。只是我們覺得2020年如果是1000億美元的收入，我的希望是30%，起碼不低於20%是來自於海外，這才是個跨國公司。
《新京報》：作為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有沒有想過做世界首富？
王健林：正在朝這個目標努力。我倒不是為了證明個人財富，我是想給中國企業和企業家證明一點什麼。
《新京報》：證明什麼？
王健林：我不是為了我自己，我也承諾我的財產絕大部分會成為慈善基金。我所做的努力就是證明中國企業也可以做得好。我們現在想，2020年萬達一定是世界前10名、前20名那種格局的。
《新京報》：有沒有制定成為世界首富的時間表？
王健林：目前還沒有。
談足球：它帶給我刺激、歡樂和痛苦
《新京報》：上世紀90年代，很多人知道大連萬達，還是通過一支足球隊的名字，當時你的公司還不算大，投資足球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健林：我喜歡足球，我是球迷嘛。
《新京報》：年輕的時候也踢球？
王健林：年輕時在部隊玩過，那不能叫踢球，只是玩過。
《新京報》：當時喜歡踢什麼位置？
王健林：中衛（中場）。就是瞎玩。
《新京報》：從當時的大連萬達隊撤資，現在又投資了（西班牙）馬德里競技，這些年，足球給你帶來了什麼？
王健林：刺激、歡樂，甚至包括痛苦。有贏球時候的快樂，輸球時候的痛苦。
足球在體育運動當中，無論是空間還是時間強度，都是最大的運動項目之一。一場球能去幾萬個球迷，它的吸引力，它的變化性，它的不可預測性，都特別吸引我。
《新京報》：許家印、馬雲等人都投資了國內的足球俱樂部，你投資國外俱樂部，是出於什麼考慮？
王健林：我也不排除投資國內足球俱樂部。只不過我還真不是為了我個人搞俱樂部的。
《新京報》：不是為了你個人，那是為了？
王健林：中國足球最近幾年呈現的一個趨勢，就是不平衡。俱樂部很高，國家隊很低。俱樂部可以拿亞洲冠軍，國家隊小組賽可以三場全勝，但還不是在八強就回家了。
我就想怎麼改變國家隊比較弱的局面，就得從青少年抓起。但是呢，我這個呼籲重視青少年的培養可能很難形成共識，因為這個東西要證明得七八年。
《新京報》：所以你就投資了國家少年隊？
王健林：我涉足足球行業20多年，對足球深有體會，當時萬達足球在中國如日中天，橫掃一切，板凳隊員都是別人羨慕的想搶購的對象。那時候我們就是狠抓青少年。我是中國第一個建足球學校的（企業），很早就建了足球基地，建立了五支預備隊選足球少年。
《新京報》：你認為通過自身努力，能促使我們足球有什麼蛻變？
王健林：我想通過我的努力，使大家更加重視青少年人才的培養，而不是把精力都放在聯賽和國家隊身上，因為這是把事情本末倒置了，你不應該只重視塔尖的東西，也要重視塔基的東西。
當中國足球小孩擴展到兩三百萬人的時候，我相信中國在亞洲絕對一流。
《新京報》：投資中國足球，上世紀90年代可能為企業帶來品牌榮譽，但是現在萬達已是商業帝國，再投資足球，心態上會有什麼變化？
王健林：我就是為熱心的中國球迷做些事，這也算是社會公益嘛。投資足球每年好多錢呢。
《新京報》：習近平總書記也提出了三個夢想，打進世界盃、申辦世界盃和奪得世界盃。
王健林：是啊。這是習大大的個人夢想，我相信也是全國人民的夢想。
談政商：「政商關係這門學問比博士後還高」
《新京報》：拿「亞洲首富」來說，原來的首富是主要做地產的李嘉誠，然後是搞互聯網的馬雲，現在又被玩地產的你取代，這像是一種輪迴。
王健林：我不是玩地產的。我說過，我必須在三年內或者五年內去「房地產」化。
《新京報》：在你看來，去「房地產」化是一個趨勢？
王健林：是個趨勢。我們覺得今明兩年陸續還有幾家上市公司，可能你會發現，我們這些公司的市場價值已經超過商業地產，而且商業地產我也定了，2017年初或年底改名，不叫萬達商業地產，我已經想好名了，叫萬達商業發展公司，或者叫萬達商業服務公司，我不投資了叫什麼地產呢，就是作為一個服務者。
《新京報》：就拿地而言，低地價是萬達的法寶，在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為什麼總是萬達能勝出？
王健林：這就是商業模式。當初90年代中期我們就說我們這種搞房地產，第一我覺得現狀不穩定，拿了幾塊地吧噠噠地價上去了，再去拿幾塊地地價下來了，這不是一個現代企業的模式，應該去找長期固定模式，所以我們就選擇了做商業地產。
做商業地產也好，做電影產業也好，不管做什麼，做得讓別人來求我們就好了，慢慢地，我們通過模式實現了預期。外來看是品牌，二線城市要請我們去，在博弈中就相對有話語權了。
《新京報》：聽說做商業地產，有個「萬達速度」，24個月。
王健林：內部最長吧，其實我們定的是18個月。
《新京報》：有人認為，「萬達速度」迎合了個別主政者急功近利出政績的心態。
王健林：這是瞎扯，我才不是為了迎合他們的。一個廣場十個億，一年租金一兩個億，你說你幹快一點就多出一兩個億。只有快點幹。
住宅和我們相反，拉的戰線越長房價越高，甚至一期只推一棟樓，這就是模式決定的速度。
很多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了政府，其實不然，你得為自己著想，我這種模式投資資金大，建得越快才越見效。
《新京報》：你說過，你做企業的方法是「親近政府，遠離政治」，怎麼理解？
王健林：這是我對政商關係的理解。中國的政商關係這門學問應該比博士後還高呢，可惜高校沒有教這門課。怎麼處理好這個關係呢，我的這個想法也不一定準確，就是純粹出於排比對仗，一個親近，一個遠離嘛（笑）。這句話的核心就是要走市場，搞自己的商業模式，但我也不讚成遠離政府，在中國我覺得遠離政府太假了。你不理政府不理黨，顯然太假了。
所以呢，還是要理政府的，可能再小的政府比再大的企業還要重一點。
《新京報》：「親近政府，遠離政治」這個過程中，你個人的一些特點是否會遺失掉？
王健林：我主要是為了企業安全，儘可能靠我們的模式打動他，讓他們求我們，而不是靠我們，現在反腐敗更加證明我們的正確了。
談兒子：我期望他穩重一點
《新京報》：說說王思聰吧，前段時間，他曬的被人稱為「日狗」的照片引起了爭論，你知道嗎？
王健林：我看到了。可能他自己覺得好玩，是在開玩笑，但他忽略了中國現在這個網絡時代的負面影響。
《新京報》：王思聰現在是微博大V，有1200多萬粉絲，有人覺得他敢想敢說，也有人覺得他高調張揚。
王健林：（他個性張揚）我認為有兩個原因。第一，西方成長經歷；第二可能與他年齡有關。
我回想起我年輕時，性格也沖，但是我的沖是比較聽話，你讓我幹什麼事兒，我保證嘩嘩給你幹完。那時候我在軍隊裡，哪敢說懷疑領導啊。可能時代不同了吧。
但我還是期望他能穩重一點。
《新京報》：他從小在新加坡和英國長大，作為父親，在對他的教育上，有什麼得與失？
王健林：現在回頭看，我可能有失誤的地方。比如說讓他在國內讀完初中或高中，再把他送到國外去，這樣更合適。
思聰比較小（小學時候）就送出去，受西方的教育比較多，對中國的人情世故、社會複雜程度缺乏深刻認識。他在中國，不能用西方學到的方式去做事。
《新京報》：他會經常在網上捲入到一些爭議、衝突中，成為熱點話題中的主角，你對這怎麼看待？
王健林：我和他有溝通，溝通的時候他答應不再這樣做了，但過幾天可能又做了。
《新京報》：還有人會這樣推測，他在網上的一些熱點事件，有可能是對萬達有幫助的營銷手段。
王健林：瞎扯。萬達需要他來營銷？
《新京報》：但現在很多女粉絲，確實是因為王思聰才願意逛萬達的。
王健林：我不讚同。我寧可他沒有粉絲。萬達不需要這些東西。萬達需要營銷多少億的人口，我們希望是全覆蓋，從2歲到70歲，我們不希望只是一小部分（粉絲）……
《新京報》：王思聰是富二代，富二代在中國已經被貼上了標籤。
王健林：現在來說，官二代、富二代，只要是「二代」，自然會打上一個烙印。我覺得這種東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改變的，看這些二代人怎麼做，怎麼走吧。另外，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擴大，這種富二代，官二代等就會減少。
看看英國工業史、歐洲工業史，你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過程當中，都有這種「二代」現狀，美國曾經也有。當社會逐漸走向橄欖型，中產階級多了，教育程度好了後，這些負面的「二代」慢慢就會少了，這是個過程。
《新京報》：在父子交流的過程中，王思聰會向你說出哪些困惑？
王健林：我實話實說，思聰對於現在這種狗仔成天盯著（的現況），他很痛苦。他問我，爸爸，我要不要去國外生活幾年。我問他為什麼啊，他說他很討厭現在一點自由也沒有，天天被人盯著。我說你去國外幾年，時間太長也不合適，短了也不起作用，我說你這樣，以後你社會上注意一點吧。
《新京報》：但他並沒有「注意一點」？
王健林：可能這是一種潮流吧。也可能過幾年，他被過度消費的情況就消失了。
《新京報》：在王思聰眼裡，他會怎麼評價自己的父親？
王健林：我不太清楚。他在叛逆期時，肯定會挑戰我的權威。比如我說什麼話他不聽，不服我，覺得我沒什麼了不起的，英語也不會講，啥啥也不懂。
最近兩年，我和他的溝通逐漸多了。另外，他也開始做生意了，認識到生意不是那麼容易做的，他老爸做這個生意還不簡單。
《新京報》：你覺得自己是嚴父還是慈父？
王健林：嚴父多一些吧。
談未來：最大煩惱是接班人的成長
《新京報》：你最近讀的一本書是什麼？
王健林：日本泡沫十年。
《新京報》：為什麼讀這本書？
王健林：看看嘛。（笑）
《新京報》：你曾說過，你覺得自己的價值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創新、膽子大、敢闖敢試」，你有沒有膽小的時候？
王健林：膽小？有啊。對規矩，對法律，對制度，我很膽小。因為我不踰越規矩，你看萬達企業，敢闖敢試，都是在法律框架裡邊完成。
《新京報》：你會怎麼評價你自己？
王健林：我希望我能維持自己的形象。第一，我是一個正派的人，保持一個正派的形象，所以你看我沒有花邊新聞；第二，保持一個慈善家的形象，我從來不在乎慈善的排名榜呀，首善啦，萬達做慈善是發自內心的，從來不是為了宣傳。
《新京報》：你現在有煩惱嗎？
王健林：工作、生活中都有煩惱，最大的煩惱是萬達接班人的成長問題。我覺得目前萬達的複合型人才，不像我們那個年代那麼多。
《新京報》：複合型人才缺失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王健林：我在考慮萬達接班人的梯隊問題。萬達這麼大的一個帝國，將來該如何辦。
《新京報》：王思聰以後會接替你執掌萬達嗎？
王健林：他已經明確表示不會執掌萬達。他有他自己的性格，有自己喜歡的領域。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在現有梯隊中，情商、智慧、執行力高，個人又特別勤奮的人比較少。一個人很聰明，但可能執行力差；另一個很勤奮，但是笨了一點。我在想，與我們那個年代相比，可能缺乏市場摔打的關係。
《新京報》：作為亞洲首富，你對當下的中小型企業家或創業者有哪些建議？
王健林：我覺得人生要有大目標，我的目標也是不斷地調整。我不可能一開始就定現在的目標。大企業都是由小企業來的，任何人都有機會做成大企業，最重要的問題是人生要有大目標，要有理想，要有情懷。
有理想，有情懷，有目標，有可能會成為一個成功人士；如果沒有理想、情懷和目標，你一點成為成功人士的可能都沒有。
《新京報》：站在首富的位置，怎麼看待財富，比如錢？
王健林：我不看重錢，我早過了需要錢的階段。我兒子都說我，爸爸不會花錢。我不是不會花錢，是沒時間花錢。我對錢的感覺是，我不是一個愛錢的人。
我為什麼這麼多錢還在努力奮鬥呢，就是我有一個夢想，我需要用我和我團隊的努力，在世界上創造一個樣子，成為讓世界敬佩的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