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自由市場經濟學家 米爾頓 ∙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曾經說過：「沒有 『免費午餐』這樣的東西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 我國經濟學家 高希均把它翻成大家耳熟能詳的「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傅利曼用這句話是在解釋「沒有任何事情是沒有成本的」的事實，很多事物表面看似免費，其實背後仍會有隱藏成本或外部成本。傅利曼認為特別是政府法規、法令、福利和經濟措施，它們都會有「副作用」，即使不是那麼明顯，問題是這些「副作用」往往比政府想解決的問題本身更糟糕。
過去以來，政府每次召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調漲基本工資，資方都會提出「導致物價上漲」、「造成失業」的憂慮，而今年基本工資審議的漲幅定案後，資方還特別提出「小企業，尤其微小型企業，將首當其衝，例如超商餐飲業預期一定會有關店現象」的警告，甚至有資方認為「若月薪照勞方要求調高至 28,864 元，恐怕六成中小企業會倒閉。」
依傅利曼的概念，政府所為之「調漲基本工資」是「免費午餐」，因它而導致的 後果，像是「物價上漲」、「增加失業」以及「關店」則是「副作用」，姑且不論上述資方所提之憂慮(即副作用)是否發生，但咸信，一旦爆發起來，它勢必比基本工資調漲本身還嚴重(糟糕)
最近在美國舊金山及紐約二大城市就發生了類似的情況。舊金山去年的最低工資 (Minimum Wage)在市政府的強推之下，急遽攀升到每小時 14 美元，造成舊金山市很多餐館關門，據統計，2017 年下半年關門遠比新開張的餐館多很多，2018年 7 月，舊金山的最低工資再從 14 美元攀高至 15 美元。 因此，餐館為求生存，無不以調整服務模式、削減員工，以及提高價格等策略因應，但預料會有更多的餐館倒閉，失業率也會再攀升。
對此，氣急敗壞的舊金山市政府官員竟然出了餿點子，擬立法禁止任何公司為員工提供「免費午餐」，以及禁止在辦公樓內自設餐廳，試圖迫使企業員工外出吃午餐，好讓餐館有生意。這項構想，不僅意外扼殺了傅利曼大師“沒有「免費午餐」”的論點，還使「免費午餐」變成非法，令人啼笑皆非。
無獨有偶的，紐約今年的最低工資也從 11 美元快速調高至 13 美元，2019年將再以相同漲幅提高至 15 美元。因此，紐約市也同樣正在面臨餐館關門、員工失去工作的慘況，例如一家位於聯合廣場、曾是“慾望城市”電影場景、很受到歡迎的咖啡店，竟然也難逃即將歇業的命運；店老闆苦不堪言：「最低工資正在上漲，而我們擁有很多的員工。」
報紙也評論，在紐約市政府強制調漲下，紐約今年的最低工資從 11 美元飆到 13 美元，明年又將衝至 15 美元，勞動力成本短短兩年內遽增 36.4%，使紐約市很多餐廳掙扎於存亡關頭，即使成功的企業也難以吸收如此規模增加的成本。結果，這家咖啡店的 150 名員工很快就會看到他們的實際工資降到零。
傅利曼認為，政府干涉民間企業並非好事，強調「政府管的越少，(結果)越好。」 因為政府的效率比企業差，而且政府做事會造成浪費，甚至容易發生貪污舞弊、官商勾結等弊端，危害市場與經濟。故「減少政府管制」與「節制政府支出」為其經濟原理重要主張。
自蔡政府上台二年多以來，為急於打破低薪困境，除了不斷公開要求企業應分享經營成果、為其員工加薪之外，也以較諸以往更大的幅度來調漲基本工資，還採行各式各樣特別的管制手段，例如上市櫃公司必須公布員工薪資資訊、徵才訊息不得僅列「面議」而必須公開揭示或告知薪資範圍、企業薪資水準列入政府採購評核等措施，企圖迫使企業就範為其員工加薪，可以說政府越管越多，完全和傅利曼揭櫫的經濟法則背道而馳。
事實上，對於政府干涉企業加薪的作為，普遍引發台灣企業“政府管太多”的抱怨，台積電前董事長張忠謀就曾呼籲政府別管太多，讓薪資回歸自由人力市場機制。
所以，是不是政府完全不管就是最好的政策？ 其實不然，「自由人力市場」只是社會運作的一小部分而已，社會還需要考量種種因素，例如社會秩序、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以及社會責任等。因此，為保障基層與弱勢勞工生活水準，政府仍有必要介入，只是應該適度介入、不宜過度干涉，畢竟政府任何舉措皆會因係「免費午餐」而產生「副作用」，故如何降低介入或干涉程度，以減少「副作用」的產生及其不良影響，才是重點。
然而，何謂適度介入？ 這個問題並不容易回答，不過我們可以從其他國家的做法來判斷“我國政府是否過度介入？”
根據筆者的研究發現，除了無法定工資的芬蘭、挪威、瑞典、瑞士以及新加坡 之外，當今世界主要工商業發達的國家或地區，大多實施「時薪」單一制的 「最低工資(Minimum Wage)」，像西歐大多數國家以及美、日、韓、香港、紐、澳等皆屬之，而同樣實施「最低工資」但是採「月薪」與「時薪」雙軌制的國家，只有法國與中國；至於台灣則採行「月薪」與「時薪」雙軌制的「基本工資」。
就管理面，「最低工資」與「基本工資」同樣都以最低工資金額為管控點，兩 者最大的差異是，前者偏重「地方分權」，後者則為「中央集權」；另外，從作業範圍面，「雙軌制」自是比「單一制」為大(按雙軌多於單ㄧ的簡單算術，約大一倍)。由此觀之，我政府介入的程度較先進國家為高。
再者，從台灣平均薪資比上述「工時單一制」國家薪資水準為低的事實，幾乎可以導出「較高的政府介入、較低的薪資水準」的結論，這不正是呼應了傅利曼的理論嗎？
平心而論，我國基本工資還有很大的調漲空間，仍有賴於政府介入促成，但政府也應設法降低介入的程度，減少「免費午餐」帶來的不良效應。
＊作者是國立中正大學企管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