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鴻源觀點:對二戰結束七十三周年的省思

2018-09-09 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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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日,是二戰結束七十三周年紀念日。以史為鑑,各國應重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之普世價值,並互助合作與彼此尊重,以避免重啟重大戰端。(圖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今年9月2日,是二戰結束七十三周年紀念日。以史為鑑,各國應重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之普世價值,並互助合作與彼此尊重,以避免重啟重大戰端。(圖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今年9月2日,是二戰結束七十三周年紀念日。七十三年來,世界各地只有發生一些區域性、小規模的戰爭,是現代大多數人的福氣。然而吾人居安應思危,如何消弭戰爭於無形,讓世界永享和平,是我們這一代人應該努力的目標,畢竟未來如果再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沒有真正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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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底,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自殺,5月初正式投降。東方的日本還在困獸猶鬥,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步步艱苦奮戰。三個月後,1945年8月6日,美國向日本廣島投下第1顆原子彈,日本還不願意投降,8月8日蘇聯參戰,8月9日美國又在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8月15日,日本見大勢已去,不得已才宣告無條件投降。兩次爆炸總共造成數十萬人的傷亡,這也是歷史上人類目前唯一一次在戰爭中使用核武。蘇聯的參戰雖是日本投降的關鍵之一,但是其投機心態也昭然若揭。如果蘇聯早一日參戰,日本投降可望提前到來,在太平洋的盟軍也可以減少傷亡,可能日本也不會慘遭原子彈的轟炸。

1945年9月2日,日本派代表重光葵與梅津美治郎到密蘇里艦簽訂投降條約。儀式結束後,麥帥發表感性演說:「今天,槍砲聲沉沒了,一場大悲劇結束了,全世界一片安寧和平,天空不再降臨死亡,人們在陽光下可以到處行走。我在此向你們報告,我替那些無數遠赴叢林、沙灘與太平洋深處,並且永陷其中,已無法出聲的人們說話。我要感謝慈悲的上帝給我們信仰、勇氣和力量去塑造勝利。我們體驗了失敗的痛苦和勝利的喜悅,從中領悟到世人絕不能再走回頭路。我們面臨一個新的時代,隨著科學的進步,戰爭的毀滅潛能實際上已經到了需要對傳統戰爭概念修正的一個節點了。最後讓我們為那些戰死在各地的盟軍將士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他們血染沙場與海灘,慷慨捐軀,為世人的普世價值–自由、民主與人權而奮戰到倒地的最後一刻,其英靈永垂不朽。」

其實當年以美軍為首的盟軍,血戰太平洋中各大小島嶼,與日軍展開可歌可泣的島嶼爭奪戰,戰況之慘烈,大概只有史達林格勒保衛戰可與之相比。在當時盟軍強大海空軍火力的掩護下,許多陸戰隊健兒前仆後繼猛撲各島嶼,英勇奮戰與犧牲,逐一佔領各島嶼,為盟軍最後的勝利奠定基礎,其壯烈事蹟將銘記在世世代代的人類歷史中,永遠讓後人追思、憑弔與警惕,更證明自由、民主與人權的代價,即使耗費再鉅,犧牲再多人,也是值得的。

隨後盟軍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立即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指示各地日軍向同盟國投降,命令中規定在中國(滿州除外)、臺灣、越南北部的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蔣介石投降,蔣介石隨後委派何應欽為其負責受降事宜的全權代表,何應欽則委派龍雲為其在北越的代表,陳儀為其在臺灣受降的代表。龍雲與陳儀卻分別給北越與台灣帶來貪汙腐敗,龍雲部隊後來被胡志明聯合法國驅逐出境。當時滿州與北韓是由蘇聯所接管,蘇聯軍隊曾經對東北人民與日本僑民造成巨大傷害,但最後礙於國際壓力,還是自動撤出中國。遺憾的是,台灣卻無此幸運!

平心而論,真正讓日本投降、結束二戰的關鍵,是美國原子彈對日本的轟炸。二戰末期,攜帶原子彈的B-29轟炸機伊諾拉蓋伊號,於1945年8月6日在日本廣島投下人類歷史上首顆原子彈,當場造成約14萬人死亡。當年駕駛之一的范柯克,在201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表示:「投出原子彈的意義在於結束二戰,並將美日雙方的損失控制在最低,他並不後悔自己的所作所為,但強調人類不能再次使用核子武器。」

原子核裂變發現時是1938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歐洲許多科學家受到法西斯的迫害逃亡國外,他們聽到風傳德國正加速研究鏈式反應,感到萬分焦慮。首先發現核分裂現象的是德國科學家莉茲.麥特納(Lise Meitner )與奧圖.哈恩(Otto Hahn)。核分裂之所以能釋出能量,是根據愛因斯坦特殊相對論裡的質能互換公式,兩個核子反應前後,如有質量損失,會釋出同等能量。如果納粹利用核分裂原理製成原子彈,其摧毀的力量遠勝過當時的一切傳統武器,那大戰還有什麼好打?如果有這樣的武器,殘暴不仁的納粹黨與希特勒,絕對會用在其他不肯投降他們的國家與人民身上,那將是世紀大災難,人類文明也將毀於一旦。

當時流亡在美國的匈牙利物理學家西拉德、維格納與特勒等人,知道這個武器製成後所造後果的嚴重性,所以連袂拜訪當時也在美國作客講學的愛因斯坦,因為愛因斯坦是當時被世人公認為當代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也是原子彈理論基礎–質能互換公式的發現人,沒有人可以忽視他的意見,所以他們希望借助他的名望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寫信,以敦促美國趕在納粹德國之前造出原子彈。

愛因斯坦當然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再三思考後,於是在1939年8月2日,他簽署了那一封專函寄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秘密信件,促請美國趕快進行原子彈的研究與製造,並警告德國可能已經展開原子彈的工作了。羅斯福雖然簽署但剛開始並不積極,直到1942年夏天,德軍幾乎攻佔了整個歐洲,日本也拿下了整個東南亞,而情報也顯示,德國已經在其首席原子物理家海森堡的主持下進行原子彈的研究,在這緊張的一刻,美國開始了人類史上最緊張的努力。

羅斯福總統終於下達總動員令,以製造原子彈為目標,成立了最高機密的《曼哈頓計畫》,負責這個計畫的人,是一位美國柏克萊物理學家歐本海默,他集合數千名當時世界上最優秀科學家,在新墨西哥的小鎮基地「阿拉摩斯」做研究,其中負責原子彈製造的主持人,是從義大利流亡至美國的物理學家費米,他是1938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之一,當年他藉口到瑞典領獎而舉家逃離納粹魔掌。

1945年7月,原子彈試爆成功,但是當時納粹的德國已經投降,日本還在頑抗。8月上旬,美軍於廣島、長崎分別丟下兩枚原子彈,瞬間奪去總計共30萬人的生命。核轟炸的消息傳來,杜魯門和許多官員興高采烈,但是大多數參加《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們卻心情沉重。愛因斯坦曾痛心地說:「當初致信羅斯福提議研製核武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和遺憾。」他甚至懊悔當初從事的科研說:「早知如此,我寧可當個修錶匠。」

其實愛因斯坦不必為此感到愧疚,因為美國之所以如此做,實在是日本軍隊太頑強了,無論是盟軍跳島作戰或是神風特攻隊的自殺攻擊,都曾對盟軍艦隊與官兵造成重大傷亡。如果不如此做,日本絕不會投降,將來盟軍登陸日本,勢必要多投入百萬部隊,犧牲數十萬官兵的生命。何況與當時日本在中國與東南亞所造成的諸多暴行相比,兩顆原子彈所造成的傷亡,實在微不足道。誠如麥克阿瑟將軍所說:「勝利無可取代,對好戰國家而言,以戰止戰是唯一的辦法。」

日本之所以發動戰爭,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西方列強紛紛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尤其是亞洲,日本有鑑於西方殖民國家的威脅,加上其本國人口漸多而資源匱乏,於是先對積弱不振的中國發動侵略,之後為了爭奪石油與橡膠等戰略資源,才對東南亞被殖民國家下手,表面上是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只是想取代西方列強後變成東南亞各國的新主人,雖然最後以慘敗收場,卻也讓東南亞國家紛紛獨立。對東南亞國家而言,日本的侵略打破西方列強永不敗的神話,也證明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沒有誰比較優秀。

只是很不幸的是,二戰後,當東南亞各殖民地紛紛獨立時,台灣卻無此機會,一些台灣人還慶幸可以回歸「祖國」,從未想到以前清治時期的台灣,如同中國一樣,都是滿清政府的殖民地,生活並沒有比日治時代好。當時台灣如同北越一樣,都是受麥帥指令,委託國府來暫管,負責兩地日本軍民的遣送事宜與維持社會秩序,並非割讓兩地給國府,所以蔣介石在1949年初,曾寫信給在台的主政的陳誠,警告他台灣只是託管地區,非國府的復興基地。

沒想到,國府來台官員貪腐與軍人軍紀不彰,造民怨與暴動,讓蔣介石找到鎮壓的藉口,於是發生慘絕人寰的二二八事件。當時接管北越的國府官員與軍人,一樣貪腐與軍紀不彰,只因北越有胡志明擅長外交,聯合法國當局,讓國府官員知難而退。就連國府派駐中國各省的官員與軍人,也是貪腐與軍紀不彰,所以後來才會兵敗如山倒,畢竟當時中共官員清廉,解放軍軍紀良好,很受民眾歡迎,許多國府將領也紛紛投誠。

基礎科學研究是人類心靈對自然界未知領域的偉大探險,從伽利略、牛頓、法拉第、馬克斯威爾,到愛因斯坦與普蘭克,從居禮夫人、波爾、海森堡、薛丁格、狄拉克、費米,到楊振寧與李振道,他們在基礎科學研究上前仆後繼的努力,才有今天許多尖端科技的開花結果,原子彈的製造與原子能的發展只是其中之一。科技是無罪的,問題在於使用者,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當初愛因斯坦之所以發明相對論,純粹只是想解決當時科學界所遇到的重大難題,絕對沒有想到其理論日後成為原子彈的理論基礎。

以史為鑑,各國應重視自由、民主與人權等之普世價值,並互助合作與彼此尊重,以避免重啟重大戰端,否則誰也無法在下一次孩子浩劫中獨自苟活,畢竟愛因斯坦曾說:「我無法預測何時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如果發生,人類若有倖存者,恐將回到石器時代」。

*作者為台大物理博士,文化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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