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一個實實在在、握有兩桿槍的「二桿子」政黨。一桿是在戰場上將國軍趕到台灣的真正槍枝；另一桿，是用筆墨做成的在輿論場上較量的宣傳之槍，即所謂的「筆桿子」。
共產黨普遍認為，在對日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國民黨，乃至於蔣介石的威望都達到了歷史的頂點，然而短短4年的時間裏，卻失盡人心，丟掉了政權。不少學者都曾探討國民黨失敗的原因，認為其除了政治腐敗、經濟崩潰以及軍事上的失敗，更在輿論宣傳，即筆桿子上敗給了中共。
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極為重視輿論的作用，中共黨報《人民日報》前社長高狄曾一針見血指出「輿論先行，攻心為上」，是中共在抗戰之後的宣傳主軸，毛澤東則經常親自執筆為當時中共的機關報《新華日報》等撰寫社論，甚至用他充滿了戰天鬥地的帝王般浪漫主義之筆，寫下了大量深受知識分子中歡迎的詩歌，如《沁園春．雪》等。
爭奪思想陣地
蔣介石也深知輿論的重要性，他在戰後設立了行政院新聞局，建立起一整套完善的黨營新聞宣傳體系，又有相當專業的宣傳人員。不僅如此，蔣介石親自制定了新聞統編制政策，對《中央日報》的社論、新聞，甚至一個標題、補白都要詳加思考。以正面宣傳為主，配合政府政策或時局需要，以顯示政府決策英明。
但國民黨內派系林立，彼此爭權奪利，就連《中央日報》南京總社對其他各省分社也並無管轄權。內部混亂讓國民黨新聞宣傳力量大減，屬下稍有失誤便予以訓斥或處分。因此，新聞沒有時效性，「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成為國民黨報人辦報準則。
上海大學博士、學者孫士慶在學位論文《戰後輿論與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研究》中指出，長此以往，國民黨的新聞報導遲緩、失實，編排死板、保守，不能根據形勢的變化靈活宣傳，而且統編制讓國民黨報紙千篇一律，甚至在行文上保留文言，造成僅有知識分子能夠順利閱讀，讓廣大讀者心生厭惡，缺乏吸引力。
中共同樣加強了黨對宣傳機構的領導，不過相對於蔣介石連細節都過問，中共的宣傳只根據目前任務制定大的方向，也不干涉地方宣傳，同時諸多中共高層，如張聞天、鄧小平、陸定一等人直接領導宣傳工作，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人均為報刊撰稿，不僅提升了報刊的威信，還可以根據形勢隨時調整宣傳方向，萬一出現問題，事後進行批評，加強領導，不像國民政府僅蔣介石一人完全掌控報導。
經過延安整風，中共與國民黨的文藝宣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曾經和國民黨一樣熱衷於排練外國話劇的文藝工作者走到了田間地頭，與延安農民一起跳秧歌、唱革命戲曲、歌頌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烈士如董存瑞等，發動民眾支援戰爭。
不過兩黨宣傳最為根本的差異，是新聞的真實性。
國民黨的宣傳中，對中共和軍事方面的輿論報導多缺乏真實性，背離了新聞宣傳的基本原則。國民黨大量報導中共屠殺、將領內訌、生活糜爛、貪腐浪費的新聞，新聞局曾指示國民黨各個報館「搜集罪證」，「由本局編為新聞，供給各地報紙刊登」，以破壞中共在民眾心中的形象。但曾在西北行轅新聞處主管新聞發佈的張亞雄稱這些消息「離奇怪誕，令人無可置信」。
1947年，隨著國民黨在政治、軍事上的不斷失敗，其宣傳重點轉為信心的建樹。但對黨政高層來說，暴露政治腐敗及軍事失利的消息將動搖政權基礎，黨媒因此製造了許多國軍捷報，最糟糕的全線潰退也能被報導為「轉進」。孫士慶在論文中列舉諸多例子，如東北剿總副總司令鄭洞國率部接受解放軍改編，卻被報導為「壯烈成仁」；1949年年初中共攻佔天津，中央社卻反稱「匪每次猛攻，徒有死傷纍纍」。
至於中共將領更是屢屢被「擊斃」、「投誠」。致使國民黨宣傳機構軍事新聞信用暴跌，民營報紙引用率更低。中央社廣州分社被稱為「遭殃社」，為造謠的大本營。
相較於國民黨媒體的浮誇、脫離事實，中共則是禁絕「一切不能確切說明事實的浮詞濫調，例如千軍萬馬、神兵天降等等」。
這種務實作風，以及各野戰軍組建新華社前線記者團，使其軍事新聞的真實性得到了保證。國民黨後方「搞新聞的不相信自己的新聞，他們往往向傷病、難民探聽消息，甚至偷聽中共的廣播」，前方軍隊更是心照不宣地收聽新華社廣播以瞭解戰況。
這種虛假報導涉及到各個方面，如1948年國府統轄區的經濟已在崩潰邊緣，國民黨黨媒卻宣傳幣值改革的不凡成效。
安陽師範學院人文管理學院教授賀海鵬對此指出，這些與民眾平日裏的耳聞目睹相違背，非但不能扭轉輿論，反被民眾棄如敝屣，無法發揮政府冀望的安撫民心作用。
事實勝於宣傳
蔣介石並非不知道國民黨在宣傳上的失敗，他曾特別手諭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彭學沛，要求國民黨的新聞機構深入研究中共的宣傳戰術，「於每星期檢討一次，詳加分析，必求徹底瞭解然後再研究對策」，想重新獲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相信國民黨是個可能為人民謀福利的黨」。
想法很美好實行起來卻困難重重。北京大學教授楊人楩曾經指出「清明的政治，就是執政黨之最好的宣傳」。中共用自身紀律的嚴明以及貫徹土地改革的做法，建立了自身的威信，帶給民眾尤其是廣大農民切身的利益，使他們心甘情願地支持共軍作戰。
因此，1948年，國民黨中宣部仿照中共製造宣傳歌曲廣為傳播，不過始終無效。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高郁雅在所著《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一書中指出，中共能在根據地做到徹底控制，使國府統轄區的新聞傳媒難以進入，就算百密一疏，不滿國民黨施政的中共讀者亦會對國民黨報紙自行免疫。國民黨的情況恰好相反，執政多年的包袱與缺乏威信，使其任何禁止中共報紙發展的行為，均被當時民眾視為破壞新聞自由。
這樣，中共得以在國府統轄區進行宣傳，發動輿論支持民主黨派與學生的反戰運動。而國民黨既然無法從根本緩解社會矛盾，只能繼續虛假宣傳，令民眾愈發不信任宣傳，形成惡性循環。
賀海鵬指出，無論是蔣介石也好，國民政府負責宣傳的官員也好，他們始終沒能意識到，宣傳無法逆大眾思潮而動。經濟崩潰不會隨著良好的文宣而自行得到解決。而國民政府選擇鎮壓反內戰運動，更是犯了大忌。
到了1948年，對國民政府絕望的民主黨派與知識分子選擇投奔中共後，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本黨在社會上的信譽已經一落千丈，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的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這樣的黨早就該被消滅、被淘汰。」
隨著國共內戰後期，國軍兵敗如山倒、共軍節節勝利，中華民國政府被迫正式遷台後，蔣介石才真正痛定思痛，意識到唯有從土地改革等經濟政策著手才能挽救民國政權。不過，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大陸去實現他心中的三民主義了。
＊本文原刊《多維TW》月刊034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