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德國一場搶劫挾持案持續了56個小時，最終在高速公路上以暴力流血方式結束。塵埃落定，人們發現媒體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相當富爭議，其中有一名記者的行為更被視為過線。
這一轟動一時的大劫案的犯罪人之一不久前刑滿獲釋，讓「格拉德貝克人質秀」重新回到公眾視野。
（ 警告：本文歷史圖片可能會令讀者不安，慎入！ ）
2018年2月，迪特爾·德格斯基（Dieter Degowski）在監獄服刑近30年後獲釋。他當年參與了一系列暴力犯罪活動，而在案發的前後3天時間裏，整個過程經媒體密切跟蹤報道，留下了非常詳細的紀錄。
在德國，此案被稱為「格拉德貝克人質秀」。至今它仍然是人們集體記憶中的一道傷疤：因為案件中有兩名年輕人質喪生；因為警方讓事件擴大到失控的地步；還因為媒體貼身跟蹤報道正在進行中的罪案，影響了警方的行動，痛失和平解決案件的良機。
案發時，烏多·羅貝爾（Udo Röbel）39歲，是科隆小報《快報》的副總編。
他說：「這一案件當時對警方和媒體來說，都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如果發生在現在，每個記者都會稍稍停下來提醒自己：等等，這裏應該有些紅線是我萬萬不能踩的。」
「但是在當時，我們所有人都像著了魔一樣，根本就不思考自己到底在幹什麼。」
搶劫銀行
這一切都從一家銀行搶劫案開始。
案件於1988年8月16日發生在西德魯爾區小鎮格拉德貝克，德格斯基和同伙漢斯-傑根·羅斯納爾（Hans-Jürgen Rösner）闖入鎮上一個德意志銀行分行。
當時，銀行尚未開門營業，裏面沒有顧客。兩人持槍威脅職員。幾分鐘後，警察趕到了，警匪之間出現對峙。
經過將近一天的談判，警方答應提供一輛出逃的汽車和一些現金。兩名劫匪消失在夜幕裏，還帶走了兩名銀行職員作為人質。
劫匪開著汽車亂轉，還在某處停了一會，接上了羅斯納爾的女友。
第二天下午，他們在距離格拉德貝克230公里的不來梅市郊停了車。
他們本想另租汽車繼續出逃，但幾次租車都沒有成功，於是兩人劫持了一輛載有30多名乘客的巴士。記者們蜂擁趕到汽車站，有的還上到巴士裏拍照。羅斯納爾在街頭召開一場即興記者會，手裏握著槍。
之後，巴士離開了車站，向北部大城市漢堡方向開去。路上，車停在高速公路加油站，兩名銀行職員被釋放了。羅斯納爾的女友瑪麗安·羅布利奇去上廁所。
在這裏，一直對綁匪束手無策的警察們誤判了形勢，犯下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在羅布利奇離開廁所時把她抓了。等德格斯基發現女朋友久去不回，給警察下了通牒：5分鐘內把她送回來，否則要槍殺一名人質。
警察沒能在5分鐘內釋放羅布利奇，德格斯基朝15歲的伊馬紐爾·迪·吉沃奇（Emanuele di Giorgi） 頭部開了一槍。吉沃奇因失血過多死亡。
大巴車接著上路，在凌晨時分越過邊境進入荷蘭。
劫匪在荷蘭放棄了大巴車，上了一輛由德國警方提供的寶馬牌汽車。他們挾持了兩名巴士上的乘客：18歲的茜克·比思柴夫（ Silke Bischoff）和她的朋友英內絲·沃爾特（Ines Voitle）。到了早晨7點，他們又開車回到了西德境內。
數百萬西德電視觀眾一直屏息觀看事態的發展，整個過程彷彿就像電視劇，其中讓人記憶最為深刻的片段發生在不來梅：滿是紋身的羅斯納爾向圍在他身邊的媒體記者表示，他凖備結束這一切，還把槍管塞進自己嘴裏。
但有一個人卻錯過了如此令人震驚的新聞。
這個人就是記者烏多·羅貝爾：「我請了幾天假，沒有看電視也沒有聽廣播，所以根本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天早晨，他在網球俱樂部走進咖啡廳時才看到了電視上的新聞。
「我馬上開車上班去了。我知道那天用不著擔心缺頭條新聞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將會成為這個新聞中的一部分。
羅貝爾到達辦公室後，有同事馬上傳給他令人不安的消息：那輛寶馬車，現在正停在科隆市中心步行購物區的外面。
羅貝爾跑下樓。果然，車就在街道中間。裏面坐著5個疲憊不堪的人，看上去都要崩潰了。在駕駛座上的，是羅斯納爾，手上握著槍；他旁邊是瑪麗安·羅布利奇；後座上是茜克·比斯柴夫和英內絲·沃爾特，她倆中間坐著德格斯基。他也手握一把槍。
數十個記者和路人把車團團圍住。他們把麥克風和相機從車窗伸進車裏。茜克被槍頂著脖子，回答了一個記者的提問，臉上還擠出一絲笑容。
德格斯基那些天一直靠啤酒和興奮劑安非他命撐著，這時已經能看出酒精和藥物的作用。他吹噓自己殺了一個人。羅斯納爾則反覆念叨說他們絶不會繳械自首。
一個攝影師趕到現場，不慌不忙地架起一個梯子要找到好角度拍照。
當時有一段視頻顯示，一個電視記者凖備採訪時發現德格斯基的槍放在腿上。他問攝影師說：「我們是不是該讓槍頂住她的頭才好？」
所有的道德底線完全被拋在了腦後。
有個身影從人群後擠到了車前，似乎想跟綁匪們搭上某種關係。他30多歲，短頭髮，戴眼鏡。他穿著黑色外套，袖子卷到胳膊肘上。他很激動，揮著胳膊，對圍觀者不滿，將他們從車邊推走。
這個人就是烏多·羅貝爾。
他回憶說：羅斯納爾和德格司機已經開始精神虛脫了，「我感覺當時的情況很危險。」
從現場視頻來看，羅斯納爾的確開始煩躁不安。他下了車，兩手握著槍對著人群。
羅貝爾說：「接著他問我，到高速公路最快應該怎麼走。他說『我們現在就必須離開這裏，我那個老友要頂不住發瘋了。』」
羅貝爾開始解釋怎麼去高速公路，但是羅斯納爾很煩躁，不想繼續聽下去。
「他說，要不你上車給我們帶路。」
這下讓羅貝爾傻眼了。
「那一刻，我必須馬上做出決定。」他說
「當時局面越來越失控，而我有臨危受命的感覺。但同時記者的本能也告訴我：我要追這條新聞。這個故事是我的。」
於是他擠進了後排座位，緊挨著茜克·比思柴夫坐下。車慢慢從人群裏開了出來。
羅貝爾說：「我這麼多年一直在想著那一刻。」
「我捫心自問，究竟我是從地獄來的記者，還是一個要緩解局面幫助那兩個女孩的普通人。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一旦我把這個責任擔了起來，我覺得這兩者兼而有之。我既是一個試圖化解緊張局面的普通人，也是一個極度興奮的記者，要抓住這個一生難得的最重要的新聞故事。」
上車後，羅貝爾試圖與劫匪們說話。
「我以為警察肯定已經在車上裝了竊聽器，於是我想讓他們說出點對警察有用的東西。但是德格斯基用槍指向我，要我閉嘴。我這才意識到，最好還是別說話。」
茜克·比思柴夫
茜克·比思柴夫是不來梅一家律師事務所的實習生。她那天比朋友英內絲·沃爾特提前一小時下班，於是等著朋友凖備一起搭巴士回家。
茜克的媽媽卡琳，2018年年初曾經接受新聞雜誌《亮點》（Der Stern）的採訪，談到她看到那張女兒被槍頂著頭部照片時的感受。
「茜克很勇敢，非常勇敢」。她說：「讓我來應付這樣局面肯定不如她。那張照片使我有段時間總是做噩夢。現在我已經能面對了。那張照片仍然讓我內心痛苦，但我現在敢於面對，不再扭頭迴避了。」
羅貝爾在車上呆了大約40分鐘，等他們開到高速公路的一個休息站，他就下車了。他看著寶馬車離開。一家電視台的記者走過來，採訪了他。「那時我突然感到兩腿發軟。我才意識到自己剛才做了什麼，我才感到到自己可能很輕易就丟了性命。」 他說。
羅貝爾下車後，寶馬車繼續在高速公路上開了幾公里，隨後這場劫匪真人秀在暴力中嘎然而止，整個過程一共持續了56個小時。
警方終於收到可以動手的命令，在高速公路上伏擊了寶馬車——從車旁高速撞擊。雙方發生了槍戰。事件過後的照片顯示，羅斯納爾和德格斯基趴在地上被帶上了手銬。瑪麗安·羅布利奇也被逮捕。 英內絲·沃爾特逃到公路邊的水溝裏躲藏，躲過了一劫。
但是從羅斯納爾的手槍中發射的一顆子彈射入茜克·比思柴夫的胸口。她當場喪生。
烏多·羅貝爾在當地的一個警署裏聽到這一消息。
「我難以置信。我幾分鐘前就坐在她身邊。」
他回到報社，寫下了一篇獨家親歷報道。
他說：「如果說要找出一件讓我覺得自責的事情，那就是：我竭力寫了一篇報道，記述茜克·比斯柴夫人生的最後幾分鐘，我把媒體的偷窺癖推向了最後的終點。」
「我至今仍然感到羞愧，我榨幹了最後幾滴水，充分利用了所有的素材。」
幾年之後，羅貝爾被邀請去一個德國警校參加一次公開討論會，與會者還包括判處兩名劫匪無期徒刑的法官。
羅貝爾說：「我在討論會上表示，記者們越界過線了，這樣的報道不應該再有第二次。」
接著那個法官轉向我，他說，「在我看來，羅貝爾，你那天在科隆阻止了一場大流血事件。如果不是你上了車，匪徒們不是開車走了，整個情況肯定就失控了。他的這番話，對我來說，就像是一道赦免令。」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用這樣的正面態度看待羅貝爾的所作所為。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議會對事件展開的調查，對記者們的職業操守做過如此飽含諷刺的評論：
「現階段，一名積極幫助罪犯，使警察工作難度大增的記者，會被競爭報社高薪聘用，還特別提及他的『機智』行為。媒體行業既然可以接受這樣的做法，那麼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很難看到他們在思想層面有所改變。」
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羅貝爾被德國第一暢銷小報Bild am Sonntag 挖走。他後來成為該報姐妹報Bild 的主編。
格拉德貝克事件後，德國媒體協會重新制定了記者守則，特別規定記者禁止採訪仍然還在進展過程中的罪案嫌疑人。
德格斯基出獄後獲得了新的身份，瑪麗安·羅布利奇當年被判刑9年，她只服刑了6年。羅斯納爾現在還在獄中。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BBC中文網
責任編輯／陳秉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