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民主國家美國，卻逐漸取代蘇聯成為在背後支持蔣中正把戰爭打下去的影舞者，且美國自日俄戰爭結束以來，實際上就已經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區的頭號競爭者。從一次不同時與兩個敵人交手的考量出發，日本在1941年4月13日與蘇聯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與蘇聯結束敵對狀態，正式走上「非共而不反共」的外交路線。
對中共從鎮壓到承認
與蘇聯交好，卻對日本本土、朝鮮以及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施以嚴厲的打擊，確實足以證明日本走上了「非共而不反共」的道路。不過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軍對中國佔領區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乃至於8路軍在華北的根據地仍實施無情的掃蕩。這樣看來，似乎不反共的外交政策尚未被日本認真貫徹。
導致日軍與蘇聯交好，卻仍與中共為敵的政策首先來自於日本政府內部決策的不統一，外務省已經洞察到中共是民族主義力量，並非100%聽從蘇聯指揮，主張給延安外交承認。可是日本軍方，尤其是華北的日本軍方認為中共若不是蘇聯的傀儡，反而應該給予更嚴厲的清剿，因為蘇聯已經不再反日，可中共仍在高喊抗日口號。
另外由於日本在淪陷區扶持了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為了與美國爭奪「一個中國」的中華民族主義話語權，支那派遣軍必須持續對試圖挑戰親日政權的8路軍、新4軍予以壓制。共軍未必會認真與日軍作戰，對汪政權卻能構成不小的威脅，令希望靠和平建國軍來維持中國佔領區治安，好讓更多駐華日軍開往太平洋戰場投入對英美作戰的日本政府充滿壓力。
不過到了1943年1月9日，伴隨著汪精衛政權對英美宣戰，支那派遣軍逐漸調整開戰初期的反共政策，尋求與中國共產黨的和解，好將一切資源用於打擊英美以及英美在中國的代理人蔣中正。汪政權在1943年2月被允許移除在國旗上寫有「和平、反共、建國」的黃色小旗幟，象徵南京國民政府拋棄反共政策，中共特工潘漢年也在76號特工李士群引薦下拜會了汪精衛。
到了1944年11月，戰局發展對日軍更為不利，外加汪精衛去世後，南京國民政府呈現分崩離析狀態，以外相重光葵為代表的日本政要認知到中共不只不是蘇聯的傀儡，還是中華民族主義的真正代表，於是做出了賦予延安政權外交承認的決定。換言之「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在1944年11月7日成為了日本的外交現實，雖然從改變日本戰敗命運的角度來看為時已晚。
推行「北方政策」的朴正熙
「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沒能改寫日本戰敗的結局，但是卻讓日本避免了如同納粹德國那樣陷入同時與美蘇「兩面交戰」的不利局面。等到蘇聯在1945年8月出兵東北時，日本戰敗已成既定事實，也談不上有所謂「兩面交戰」了。日本帝國固然是瓦解了，但是「非共而不反共」的政策卻影響了許多在戰時選擇與日本合作的東亞民族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