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類有史以來，不論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來看，美國應該可以被稱為「最偉大的國家」，這是毫無疑問的。在一種自然而普遍的觀念下，我們把美國的強大和偉大歸功於它的制度 – 民主保障了自由，自由創造出繁榮 – 因而「民主制度」結合「自由經濟」便成為西方社會牢不可破的信仰。
然而，若是我們仔細推敲起來的話，民主和經濟之間的因果關係，卻沒有那麼簡單，甚至令人迷惑。
舉例來說，在二十世紀期間，西方國家以「美國公式」所催生出來的一些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大部分都以失敗收場而未能實現經濟的發展，有些甚至落入貧窮、內亂的負面循環；少數成功的案例如台灣和南韓則是在經濟起飛之後，民主才由強勢領導人的主持而逐步得到實現。因而我們據此相信：放棄了共產主義經濟路線的中國也可以遵循同樣一套「經濟發展」-->「開放社會」-->「民主選舉」三部曲，最後晋升為民主陣營的一員。
但是，中國讓所有人都大大地失望了 – 在短短的30年裡面，它打造出了世界工廠、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全球化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但是中共的政治卻走回了封閉集權的老路 – 人民的表達受到制約，訊息的流動受到監控 – 中國的存在成為一種自由民主信仰者的最大夢魘。
我們的信仰到底是那裡錯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釐清「民主」和「經濟」之間的關係，將來難道不會犯下更多的判斷錯誤？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直到最近在跑電腦程式的時候，我意外得到了可信的答案。
經濟學家經常會用一種假想實驗來解釋財富分配的情形：一群人擁有相同的初始金額，在互相交易一段時間之後，就會看到財富的分配呈現某種鐘形曲線，其中大多數人口居中，而最富和最窮的人居兩邊少數（以數學方式來講，這是在特定條件下所出現的二項式分布） – 這顯然不是真實世界裡的情況，於是我決定寫一個程式來模擬這個過程。實驗的內容簡述如下：
一群擁有相同初始金額的人每次從自己的資產中提出一定的比例出來進行交易（這樣就不會掉到零元），輸的人損失他的交易金額，而贏的人按照他當時擁有的財產高低來瓜分輸者的總金額。在進行了若干次交易之後，我們以四個百分比值來觀察財富的分配情形。這個實驗在兩種基本設定之下進行，第一種情況是假設所有人的輸贏機率始終都是50%（模擬結果如圖一），第二種情形是，較富有的人由於擁有較多的資訊優勢（這比較符合社會的真實情形），因而擁有較高的交易成功機率，在這裡我們設定有錢人擁有比正常人要多出10%，也就是60%的勝率（模擬結果如圖二）。
在這兩個圖中，我們以擁有財富的多寡為橫軸，將之分為若干區間（取對數尺度），把四個百分比作為縱軸：紫色框線是每個財富區間裡的總資產佔所有資產的百分比，綠色線條是每個財富區間裡的人數佔比，藍色曲線（B）和紅色曲線（R）這兩個累進數字可以解讀為「頂層B%人口擁有總財富的R%」。圖一的結果顯示，在均等的獲利機率下，人口和財富曲線的確呈現鐘形分布，由於較富有的一端每次交易的金額較大，財富分布會隨著交易次數增加而緩慢地往高點移動，在一千次交易之後，我們看到頂端5%人口擁有15%的財富，以及頂層5%人口的平均財富是中位數的3.9倍。而在圖二中，由於有錢人的交易成功機率高出10%，財富會迅速地往高端集中，在同樣的交易次數後，我們看到頂端5%人口擁有92.7%的財富，他們擁有的平均財產是人口中位數的342倍，這張圖呈現出了一個Ｍ型化社會--財富集中在高端，人口集中在低端，中間的人口和財富都是少數。
下面有趣的來了，我在第三組試驗中引入了「經濟成長」這個因子，也就是在每次交易之後，有一定比例的額外紅利分配給贏家。結果如圖三所示，雖然較富有的人仍然擁有較高的交易贏面，但是額外的紅利大大地減緩了財富分布惡化的趨勢。即使這個分布圖仍然比不上圖一來得平均，但是頂端5%人口所擁有的總財富以及中位數比值分別降到了42%和27倍。
這個實驗的結果清楚地顯示出，「經濟成長」才是最主要的因子，它比政治制度或社會結構的影響力更加重要。一般經濟學家對於「國家必須追求經濟成長」所抱持的信念是，經濟衰退會造成失業上升，成為社會不穩的原因。事實上，所謂「下滲作用」的確存在，經濟紅利會透過消費、稅收、福利等等機制擴散到全民。一旦經濟停止成長，社會的貧富分配會迅速惡化，失業、落入貧窮的人們將推升犯罪率，最後便危及到政治的穩定。（附註：下滲作用的機制將以另文討論）
這個結果可以解釋為什麼第三世界小國的民主化會失敗，因為政治的變革並沒有帶來新的投資，或是投資沒有帶來經濟成長，因此脆弱的社會結構很快便分崩離析。
若我們把這個「紅利效應」的解釋範圍從反方向加以擴大的話，可以得到一個更重要的觀察：經濟成長可以掩蓋種種政府無能、社會不公的問題。這就能夠解釋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現象：即使執政的中共有許多僵化政策、貪腐問題以及一堆浪費資源的面子工程，它的高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外溢效應掩蓋了制度和社會結構上的大多數缺點。
我們現在也能夠說明為什麼在新冠疫情之下，許多國家陷入衰退，但是台灣卻仍然保持著增長和榮景（我們的政府同樣有著諸多浪費和浮濫投資）。因為在產業全力開動之下，我們的高科技公司持續地為全世界在家辦公的人們提供所需的設備，使得對外貿易仍然處於高額出超的優勢，為我們帶來源源不絕的紅利（參考新聞：去年超徵稅收4500億 學者籲檢討稅制降低稅負 ）。
就這個原理的反面運用來講，在國際之間的鬥爭中，「經濟封鎖」經常被用來作為一種和軍事行動一樣有效的制裁武器。在「紅利效應」的觀點下，被制裁的國家會陷入經濟停滯和貧富惡化，社會動盪不安，這時候的執政者便須集中力量來應付國內的危機，他在國際上的威脅力量便會大大地減弱。
紅利的來源
我們從歷史來看，新興的朝代往往伴隨著盛世的來臨，這是由於戰後人口的增加，荒廢土地的開墾，以及對外擴張所帶來的高速經濟成長。而紅利的衰竭則造成王朝逐漸走向衰亡和戰亂。因此我們可以看出，最原始的紅利來源就是人口、土地和天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
其次，貿易交流也可以帶來紅利。這是由於兩個地區或國家分別以各自所充裕的資源提供對方稀缺的貨品，使得人民生活的內容和品質得以增長。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觀光旅遊是僅次於石油和金融的世界第三大產業，其產值估計超過4兆美金。（參考資料：旅行的異議）
然後，發明創新也是紅利的來源。因為新的發明會催生出新的產業，並為人們帶來生活方式的改變和提升。創新也能夠帶來效率的改善，比方說用更少的人種田，讓原來的農人轉往製造業，或者電腦化的工廠使工人從製造業轉往服務業，從而讓經濟活動的內容更加豐富，消費產品和服務內容更加多樣化。從90年代以來，資訊產業的發展可說是重新塑造了所有人的生活和所有產業的面貌。
在中國堀起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人口和土地紅利在初期的作用是明顯的--它的龐大人口帶來了廉價的勞動力，而政府在釋出國家土地的過程中取得了極其龐大的，可以投入建設和發展的資金（在此容我多一個嘴：中共可以說確實實現了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漲價歸公」，而台灣的土地政策則是「漲價歸私」）。從近年來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紅利來源也漸漸走向了貿易流通和發明創造。
同樣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在美國邁向第一強權的歷程中觀察到：貫穿整個19世紀，美國逐步征服了北美洲，土地的擴張連同人口的移入成為工商業發展的動力，為它在20紀的霸業奠定了基礎。
比起其他的國家，美國擁有一項很重要的特別紅利：它的開放社會吸引了全世界受到良好教育的才智之士前往移民，使得它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進行發明和創新，不論是在科技、農工、金融以至於文化、傳播、娛樂業等等各方面，它都能夠成為最先進的標竿。
美國還有兩項（對其它國家來說）「負面的紅利」。首先是成為國際貿易基準的美元使它能夠以印鈔票的方式向外輸出通貨膨脹，並且以操縱匯率的方式從其它國家的身上「剪羊毛」。
然後是「戰爭的紅利」：對於一般國家來說是賠錢的戰爭，在美國來說卻是GDP不可缺少的一部分。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打下來，美國以戰勝者、軍火供應商和債權國的身份取得了無可挑戰的第一強權地位，同時在全世界以它的意志不斷重新塑造新的秩序。以最新的俄烏戰爭來說，所有的周邊國家都受到難民和能源價格的衝擊，可是美國的軍火商和石油天然氣業者卻從中大發利市。（我懷疑它是否真正能夠「没收」俄羅斯的海外資產。）
紅利的創造和實現
一般說來，紅利的產生需要許多特定條件的配合。比方說發明創新要靠人才，人才要靠教育，教育的發展有賴於穩定的社會。一項新的政策、建設或是技術所帶來的紅利往往需要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夠充分實現。以科技來說，半導體和通訊技術的誕生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但是電腦和網路應用要到90年代才出現快速的成長。在柯林頓總統在位期間，美國的經濟攀上繁榮的頂峰，它的國債也獲得最大幅度的降低 – 這是因為他的能力很強嗎？不對，他只不過剛好收割了紅利爆發所帶來的果實而己。
同理，我們今天在台灣所享有的繁榮經濟是我們選出的政客所實現的嗎？當然不是，我們享受的是過去幾十年前，國家教育和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果實。而今天我們所種下的浪費、虧空、透支也將由下一代人來承擔。由於我們絲毫不覺得應該壓抑土地和勞工資源的尋租者，可以想見當有一天紅利消失，就是所累積的業力爆發的時刻。
從這個觀點來看，所謂好的和壞的政策或制度，在經濟成長期間是不容易區分的，因為人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分得好處。要在經濟停止成長的時候，好的政策和制度才會顯現出維繫社會於不墜的力量。
民主制度的最大缺失之一，就是短期上台執政的領導人往往熱衷追求短期的掌聲和利益而吝於投資在長期的變革與耕耘，以至於國家的長期利益被短視的操作所犧牲。（參考新聞：李遠哲找蔡英文談淨零碳排放得到一句話氣得快發瘋「我總統幹到2024」）
美中爭霸的未來展望
在「貿易紅利」的觀點下，中國、台灣和美國可說是30年來全球化經濟的最大受益者。我們的社會結構深深受到外貿導向的經濟活動所形塑 – 美國除了少數航太、軍工產業以外，絕大多數的製造業都己經外移。同時台灣放棄了70%糧食農業來支持製造業的土地和用水需求，實行全球規模最大的奴隸制度（漁工、外勞），等等。而全球化所帶來的消費擴張也急遽加速了地球資源衰竭和環境惡化的危機，前者包括礦藏耗盡、水資源枯竭、海洋魚群消失（參考資料：沒有魚的海洋），而後者包括各種污染、土地荒漠化、暖化所帶來的極端氣候等等。
面對全球化經濟對人類生存環境所造成的威脅，我們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把全世界的國家團結起來，大家共同認真面對、解決問題。然而美國似乎決意採取完全相反的作法 – 它盡可能地削弱資源上的競爭對手，以便自己能夠持續享有控制優勢，它的方法就是在全界挑起衝突，比方說使什葉派鬥爭遜尼派，斯拉夫民族互相殘殺，用難民和能源危機削弱歐洲國家的經濟力量...以及促使海峽兩岸兵戎相見，等等。
「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但是做美國的盟友則是致命的。」～季辛吉
美國其實面臨著一個兩難抉擇 – 如果不遏止中國的發展，中國再過幾年將會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但它若是用制裁或戰爭來拖住中國的話，美國自身的經濟成長也會受到重創，屆時所有累積下來的結構性問題將會一次性地大爆發。（參考新聞：2022年美中貿易額與貿易逆差雙雙創新高）
面對今天越來越多的環境問題，我們可以說，美國的消費主義文化己經走到盡頭（參考資料：為什麼你退給亞馬遜的貨有可能被扔了？），它在全球所推行的民主化運動也不會成功，因為民主政治依賴於中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社會則依賴於經濟成長紅利，而這是不可能的 – 如果所有的國家都成為中產階級社會的話，恐怕十個地球都不夠我們消耗。（參考資料：地球超載日）
以中國僵化的制度、專斷的作風來看，它正從強權走向霸權之路，我們似乎很難期待它能夠取代美國成為「好的霸權」，同時得到人們的尊敬。幾天前習近平和普丁道別的時候，他說「百年變局我們共同來推動」-- 如果他指的是，中國和俄羅斯能夠聯手推動「負責任的政治」並且和世界各國一起來挽救貧富差距和地球毁滅危機的話（在美國放棄成為好的領導者角色之後），那麼到時候我將願意勉強稱它為「偉大的中國」。
給讀者的思考題：如果中國再過幾年就可以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經濟體，它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和資源來打一個窮困、內耗，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己經不足以威脅它的台灣呢？
註釋：
＊文中所用的「紅利」一詞，在學術上的用語應該是「GDP增長」。然而近年來GDP漸漸成為一種有爭議的指標，因為它並沒有納入分配均衡和永續性等等重要因素，有些國家或團體便採取了吉尼係數、人類發展指數、經濟福利指標等等補充或替代性的指標。
問: 如果所有人都像這些地方的人一樣地生活，請問我們需要幾個地球？
答: 卡達 - 9.3
香港 - 4.2
德國 - 3
巴基斯坦 - 0.4
＊作者為科技業，歷史愛好者，關心明天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