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大戰略〉系列上篇，筆者試析什麼是大戰略（grand strategy），認為大戰略有三個要素：a） 宏觀的指導原則；b）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c）國家主次目標。同時，大戰略不是大國的專利。和大國相比，小國資源更有限，目標取捨更為重要。此外，就國際情勢而言，小國較大國更受制約，對國際政情的精準研判更為重要。又相較於大國，小國對國際變局極為敏感，更需要宏觀指導原則帶來的戰略定力。小國也需要大戰略。
本文著重分析中西歷史上兩個小國制定大戰略的例子：二戰前的波蘭與11至13世紀的西夏。小國大戰略，當然還有不少例子（如三國時的蜀漢及近代的新加坡），不過波蘭與西夏對台灣今日的國際處境有其獨特的參考價值。和此刻台灣處境雷同，波蘭與西夏都夾在敵對兩強之中，不得不參與大國競逐的遊戲。同時一如台灣，波蘭與西夏與鄰近強權（德蘇及遼宋金蒙）都有領土及主權糾紛。
波蘭及西夏，可以為台灣各帶來一個戰略上的重要啓示。
啓示一：二戰前的波蘭及「強國等距」戰略
15 - 17 世紀時，波蘭和最近十分挺台的立陶宛同屬波蘭立陶宛聯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經濟發達，領土廣大，是歐洲數一數二的強國。不過，波蘭之後因內亂衰弱，多次被列強分割滅國，是19世紀歐洲的「悲情國家」。
一戰後，波蘭得以復國。基於過去被列強欺凌的經驗，爭取外交上的自主，對波蘭甚為重要。而在地理上，波蘭處在四戰之地，被德蘇兩國包夾，戰略位置不佳。同時，德蘇兩國在一戰後，休養生息，國力迅速增強。[1]面對如此情勢，波蘭採取「自主獨立、強國等距」的宏觀指導原則，同時與德蘇發展關係。用波蘭外長貝克 (Józef Beck)自己的語言，波蘭的戰略是為所謂「平衡政策」（policy of equilibrium）。
1932年，波蘭與蘇聯簽定互不侵犯條約。1934年，波蘭與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波蘭的「強國等距」戰略，不是空泛的口號，而是以國際條約為本。乍看之下，波蘭的大戰略似乎非常成功，可高枕無憂，坐山觀虎鬥。
可是，蘇聯與納粹德國都是虎狼之國。[1]1939年，蘇聯與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條約。蘇德的新協定中包括了秘約，計劃將波蘭再次分割滅國。1939年9月1日，德國撕毁波德互不侵犯條約，侵略波蘭。同年9月17日，蘇聯撕毁波蘇互不侵犯條約，從東面夾擊波蘭。波蘭再次滅國。[2]
波蘭的慘痛教訓，提醒我們小國很難奉行「強國等距」戰略。作為歴史上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曾在《君主論》（Il Principe）中清楚指出，當一國夾在兩個實力強大、互相敵對的鄰邦之中時，中立是最糟的政策。在兩大國競逐有了結果後，中立國百分之一百成為勝利一方的戰利品，受勝者宰割。畢竟，身為鬥爭中的勝利者，對首鼠兩端，坐山觀虎鬥的小國，怎麼會有好感呢？
筆者認為，馬基維利對中立政策的批判，還不夠透徹。波蘭的例子顯示，不用等到大國競爭勝負底定，小國就可能被大國交易宰割。不同陣營的大國，不論最後誰勝誰負，對「騎牆派」的觀望小國，既不抱持信任，也不用對它負任何道義責任。「強國等距」戰略只會使小國成為如波蘭一般的強權交易籌碼。
更進一步說，小國如沒有強而有力的同盟撑腰，根本無法和其他大國周旋。小國實力不足，如何獨立和大國談判？就算是談判成功，簽定和平協議，小國又如何能保證大國遵守協議，並在大國背信棄義時懲罰大國？從上文可知，波蘭不是和蘇聯和德國都簽定了互不侵犯條約嗎？大國可以在國際政治中走「強國等距」路線，左右逢源，拉A打B，拉B打A（如70年代的中國，利用美蘇矛盾，兩邊叫價）。小國不同，籌碼有限，很難玩大國的遊戲。
盲目地追求「自主」，只會給小國帶來滅頂之災。波蘭被滅國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大戰略主要目標錯誤，為自主而自主，沒有理解到小國國力不足以支持「平衡」戰略。當然，我們可以理解波蘭因多次被滅國，進而對自主生出了嚮往，但國際政治中沒有小國感情用事的空間。
最近，一群台灣學者發表反戰聲明，引發論戰。聲明中，特別提到反對美中戰爭，並主張台灣自主與大國維持友好等距關係。筆者認為，任何對國際戰略的討論及學習切磋對台灣都是好事。有時「高手在民間」，學者和大衆對話，鼓勵台灣的公民思考台灣的國際處境，也不是壞事。可是，有波蘭的前車之鑒，台灣還要走「強國等距」路線嗎？台灣在中美對抗加劇的新國際情勢之下，如果走「強國等距」路線，要如何避免兩面不討好，被各強國拋棄的情況？但是，如果不走「強國等距」路線，台灣又要如何維護台美中三角關係的穩定？
有讀者可能會問，馬英九總統時期不是奉行以「強國等距」路線為中心的「三位一體」策略──「親美、友日、和陸」──並以此帶來一定程度的和平嗎？本文章節有限，無法花更多篇幅評價「親美、友日、和陸」是否成功。但是，筆者希望提醒讀者，馬英九總統時代的中美關係和此際情勢有根本的不同。十幾年前的中美關係，當然有競爭的成分，但是也有不少合作空間。彼時，美國對中國有一定的期望。不少美國分析家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很有可能能帶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改革，幫助中國融入世界民主自由秩序。在這一點上，美國明顯過度樂觀。放眼此刻，美國兩黨的「華盛頓共識」是「討厭中國」，中美關係走向全面競爭。在中美大國競逐的新態勢下，「親美、友日、和陸」，是否是適合的戰略？馬基維利的分析和波蘭的教訓，對今天夾在中美之間的台灣，難道沒有啟發？
還有讀者可能會指出，有些小國，如瑞士，不就能保持中立，並和各強國都維持關係嗎？話說回來，瑞士的中立是在1815年結束拿破崙戰爭的巴黎和會確立，目的在於分隔法奧兩強邊界，避免雙方再啟衝突。一個重要的認識是，瑞士的中立是大國的決定，不是小國的選擇。瑞士處在山區，地形複雜，境內沒有歐洲交通要衝，且重要戰略資源（如煤炭及鐵礦）有限，對大國的戰略價值，作為緩衝國（及藏匿資產之地）的價值更高。在國際政治中，瑞士可說是《莊子》提到的不材之木「樗」，枝幹臃腫彎曲，沒有匠人願意多看一眼，但正是由於其「無用之用」，才得以以中立路線保全自身。
可是，小國不一定都有瑞士的「福氣」。相較於瑞士，台灣十分「衰」。「懷璧其罪」，不只戰略位置極為關鍵，又有全球最重要的IT及半導體聚落。是以中美都不可能放棄台灣。那麼，台灣要如何避免「木秀於林，風必摧之」的情況呢？台灣單方面的要求台海「去軍事化」，會有多少效果？
啓示二：西夏「以戰逼和」的「巧實力」戰略
讀者對西夏可能比較陌生。不過，喜歡武俠小說的讀者，對武俠小說《天龍八部》中的高手虛竹，或許有印象；小說中虛竹心儀的公主即為西夏帝王的掌上明珠。由少數民族党項所建立的西夏，其疆域為今天寧夏，甘肅、陝西北部一帶，周遭強敵環伺。儘管如此，西夏卻能以西北一隅立國將近兩百年，直到為蒙古所滅，國祚甚至較同時鼎立的遼、北宋、南宋，以及後來成立的金朝為長。
西夏的生存之道離不開正確的大戰略。西夏夾在宋遼（金）兩強之中，以圖存為首要目標。為了生存，西夏秉持「全民皆兵，聯遼（金）拒宋，以戰逼和」的宏觀指導原則。據史籍記載，西夏男子「人人能鬪擊，無復兵民之別，有事則舉國皆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一七引宋臣滕甫語）。同時，西夏外結遼國，逼迫北宋兩面作戰。
不過，對當時的西夏而言，全民皆兵、與遼國建交皆不是為了窮兵黷武，而是為了展現整體國力，爭取有利的和談條件。西夏建國初期，曾數次大敗北宋，但在軍事得勝之後，西夏總不忘於外交上進行下一波攻勢。西夏國小民貧，無法堅持長期戰爭。因此，西夏的攻勢戰術其實是為守勢戰略服務，目的在於以軍事勝利逼迫北宋簽定城下之盟，承認西夏政權的合法性。
西夏的大戰略，可說是盡得國際關係理論中「巧實力」（smart power）的精髓。「巧實力」概念最早是由哈佛大學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伊（Joseph Nye）所提出。奈伊認為巧實力就是懂得如何在對的時空背景，綜合運用「硬實力」與「軟實力」以達到目的之能力。「硬實力」是指一國利用軍事經濟脅迫他國，以達到目的之能力。「軟實力」則是指一國利用拉攏籠絡以達到目的之能力。國際政治環境雖然酷烈，拳頭大的聲音也大，但也不能一味追求軍事火力。畢竟「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梁者不得其死」，蘇聯敗亡，殷鑒不遠。就算是大國，也不能只當希臘伊索預言中的「北風」。而小國的硬實力有限，如何同時綜合運用硬實力和軟實力，培養自己的巧實力，更加重要。西夏對北宋玩「和戰兩手」，又打又哄，虛與委蛇 ，可謂「巧實力大國」。
可惜的是，西夏中後期偏離了「以戰逼和」的原則，改為「以戰養戰」，窮兵黷武，和北宋連年爭戰，爭奪領土。雙方雖互有勝負，但北宋畢竟在綜合國力上遠勝西夏，西夏終漸居下風。待蒙古崛起後，西夏國際策略更是趨於混亂，一下聯合蒙古打擊金朝，一下又聯合金朝對抗蒙古，甚至有時候採取「等距戰法」，以小國之力對金蒙同時開戰，終於導致西夏國困民貧，最後為蒙古所滅。由此觀之，小國如果誤判國際情勢，過度高估自己的實力，偏離正確的大戰略，後果往往十分嚴重。
有多少實力，做多少事。小國在國際政治中，最重要的是務實。2022年九合一大選後，民進黨檢討「抗中保台」路線，認為「抗中保台」在俄烏戰爭後被操作為戰爭恐懼。思考「抗中保台」與國內政治攻防之餘，讀者也可從「小國大戰略」的角度切入「抗中保台」相關問題，進一步延伸探討，尤其此刻中國越來越強大，台灣倡論「抗中」，實力足夠嗎？如果不夠，台灣要如何厚植國防與經濟韌性以「抗中」？再進一步說，「抗中保台」是抗中為主，還是保台為主？如果是保台為主，「抗中」是否是「保台」的唯一手段？另外，台灣是小國，必須精打細算。和「保台」相關的其他可能戰術相比，「抗中」的CP值如何？對抗當然可以是小國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但台灣要如何汲取西夏的教訓，學習「以戰逼和」，抗中抗成「和平保台」？台灣的「巧實力」戰略為何？
小結
制定正確的大戰略，不是件容易的事。就算只是要求基本的「知己知彼」，對國際局勢和本國實力想要有清楚的理解，都有基本難度。而相較於大國，小國更沒有犯錯的空間。大國資源豐富，疆域廣大，很少會因一個戰略錯誤而滅國。小國則不然。再者，小國由於資源有限，一方面戰略迴旋空間不如大國，很難奉行「強國等距」戰略，另一方面需精算其國際政策的CP值，追求事半功倍，以「巧實力」取勝。這是波蘭與西夏給我們帶來的啓示。
本系列文章上篇定義說明何謂大戰略，並說明小國為什麼也需要大戰略。中篇着重分析波蘭與西夏，汲取小國大戰略的歴史教訓，並提出一些台灣可以思考的問題。下篇將從大戰略的三個要素 — 宏觀指導原則、對國際總體現勢的觀察和預測、國家主次目標 — 提出筆者對台灣大戰略的一些見解。台灣制定大戰略的核心問題，筆者認為在於如何在藍綠對立的國內政治態勢下，提出中間選民接受並符合國際局勢的國策。希望能透過系列文章，釣出高手，大家一起思考台灣的未來。「自己的台灣自己救」，國家興亡，公民有責。
（本文為「小國大戰略：台灣的國策 （中）」篇。特別感謝謝文生及閻紀宇的鼓勵和討論，唐欣偉及陳韻如提供西夏史方面的諮詢，以及陳柏青以文學家的「圈外人」角度提供的意見。一切疏漏，作者本人當負全責。）
[1] 當然，歐洲當時還有英法兩強。但英法兩強離波蘭有一定距離， 遠水救不了近火。同時，英法在一戰後專注於休養生息，處理國內民生經濟及戰後重建問題，對外政策時有被動 （passive）及 綏靖 (appeasement) 的傾向。可見Bell, Philip Michael Hett. 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Europe. Routledge, 2007，chapter 11.
[2] 對蘇聯如何打二戰前波蘭的算盤有興趣的讀者，可見Materski, Wojciech. "The Second Polish Republic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8-1939)." The Polish Review 45.3 (2000): 331-345.
[3] 對二戰前夕的波蘭外交有進一步興趣的讀者，可見 Prazmowska, Anita J. "Poland's Foreign Policy: September 1938–September 1939."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9.4 (1986): 853-873.
＊尹麗喬（George Yin）是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及倫敦政經學院政治經濟學碩士；現為台灣大學大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 專長為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研究、博弈理論，民意調查，及中美台關係。曾任教於美國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政治系， 並曾任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Dickey國際安全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客座資深研究員，及日本慶應大學及早稻田大學訪問學者。georgeyin1@n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