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爆發余登發事件，余登發父子被捕，黨外人士共同發表〈為余氏父子被捕告全國同胞書〉，齊集在高雄縣橋頭鄉，發動示威遊行，這是戒嚴統治下第一次政治性的示威遊行，也造成參與遊行的許信良縣長被停職兩年。歷經余登發案與許信良案，國民黨與黨外關係呈現緊繃的狀態，黨外在回應、抵抗國民黨政治壓迫的同時，也在進行常設組織化的努力。
1979年8月創刊的美麗島雜誌，代表黨外邁向組織化的具體實踐。黃信介擔任雜誌發行人，許信良為社長，呂秀蓮、黃天福為副社長，施明德為總經理，張俊宏為總編輯，姚嘉文、林義雄為發行管理人。雜誌以社務委員的形式組成，網羅全台各地黨外人士出任，並在全台各地分別設立分社及服務處，美麗島雜誌儼然成為美麗島政團。而無名有實的「五人小組」，自余登發案發生後，美麗島雜誌出刊前，幾經密集聚會與討論，逐步形成黨外的決策核心。作為「五人小組」決策成員之一又兼執行者的施明德說：「『五人小組』的名稱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因為沒有法定的說法，這就成了唯一的說法；『五人小組』成立以後，黨外才有一個決策核心的存在。」許信良更論述道：「『五人小組』積極把黨外的領導核心建構起來，朝著建立反對運動組織而努力，這確實是運動發展的一個突破。」；「『五人小組』一開始就成為領導核心，因為每個成員都有領導的權力，這五個人在一起的時候，黨外運動中是沒有人可以挑戰的，也發揮了領導黨外運動的功能。一直到美麗島雜誌創刊、推廣組織，還是如此。」張俊宏夫人、後來擔任過立法委員的許榮淑也回顧道：「我記得『五人小組』來我家聚會過好幾次，平常林義雄較少來，許信良、張俊宏、施明德、姚嘉文四個比較常聚會，他們談好後會去向黃信介報告。黃信介有個好處，他們向他說要做什麼，他都答應，他的為人真的是大智若愚，所以能當老大。」
綜觀「美麗島」一詞所包含的層面，其在戰後台灣民主運動史上所留下的紀錄與影響，都是空前的，也是深遠的。
首先，「美麗島」不僅是一份刊物，更代表一個政團。政團的大家長為黃信介，決策核心為「五人小組」，而社務委員及各地分社及服務處則代表地方組織單位，所以實質上，這已走向政黨化，是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其次，美麗島在中泰賓館的創刊酒會，遭到鬧場，演變成一場轟動的事件，影響所及，第一期的美麗島也洛陽紙貴，銷售量累計達七萬本，創下當時雜誌銷售量的最高紀錄；第四期也是最後一期，更高達十四萬本，這是迄今任何政治月刊尚無法打破的空前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