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三年五月，迦納總統約翰．德拉馬尼．馬哈馬（John Dramani Mahama）成立一支特遣部隊，以打擊全國各地的非法小型採金作業。這支部隊拆除數百個非法採金場，扣押現金，毀掉設備，逐出、逮捕了數千名礦工，包括當地迦納人和中國人。迦納在此事件中遣返四千五百多名中國人，如此多的中國人激起對中國人會在非洲掠奪、剝削、乃至殖民統治的憂心。但這些逮捕、遣返行動使中國人非法採礦之事有所收斂，卻未予以完全消除，因為探礦者轉到偏遠區域，在那裡他們得到當地首領保護。二○一八年在阿善提地區的另一次查抄，抓到一千名非法礦工。
一九九○年代中期至二○一三年，五萬中國人前去迦納的小型採金場工作。在迦納的中國人淘金熱裡，絕大多數淘金中國人來自廣西省的上林縣，在該縣，沖積礦床採金歷史悠久，但晚近，由於危害環境，遭官方遏止。在迦納，只有迦納公民可合法從事小型採礦或個體戶型採礦，但許多迦納人與中國人公司組成非法的合夥事業，迦納人在其中持有合法採礦證照，中國人則提供資金、設備、專門技術。他們在合法的灰色地帶作業，在那裡，迦納公民持有土地，但地下的礦物屬官方所有。
中國人公司有八至十名合夥人，合夥人拿出家中儲蓄、向人借錢，來為他們的事業提供資金。他們來到迦納後，跟著把自己的親人帶來務工。這些移工彼此有親屬關係，在仲介協助搞定觀光簽證下過來。一般來講，中國人公司僱用十至十五名迦納籍、中國籍工人，在面積二十五英畝的土地上從事沖積礦床採金。公司的初期資本支出可能是五十萬美元，大多用於購買設備（挖土機、發電機、出泥筒、皮卡）。持續的開支，包括要分給迦納籍證照持有人的利潤（通常是一成）、勞動成本、付給多個本地官員的規費和賄款。
這些公司規模不大，比不上跨國公司的工業採金作業，加納的黃金七成多產自這些跨國公司。例如，安格金公司（AngloGold Ashanti），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公開上市公司，資本額七億多美元，採礦作業面積超過兩萬八千英畝，使用先進的深採礦技術，在迦納僱用員工將近七千人。但中國人憑藉其本事和資本，得以大幅增加沖積礦床的採金產量，從而使中國人和當地人都發財，但也招來關於環境退化和惡待勞工的怨言。
中國人在二十一世紀迦納和其他西非、中非富藏黃金區域從事小型採金一事，和十九世紀中期中國人的採金、遷徙，有著某些奇怪的相似之處：由合夥人合資成立的小公司；以網絡為基礎的遷徙和搞定從家鄉到外國金礦區之旅程的仲介；與目的地國的公民、政府關係不穩定。這些經濟、文化模式以其持久性和適應力而引人注意。
但中國人的迦納淘金熱大不同於十九世紀淘金熱。如今黃金不再是貨幣與商品，從而未產生過去那種全球性熱潮。但黃金依舊是主要的保值物之一，在經濟衰退時大受追捧。因此，二○○八至二○一三年中國籍採礦企業家湧至迦納，係因為黃金的世界價格於二○○八年金融危機後來到歷史高點。此外，因為可用於某些工業用途，尤其可用於裝飾，黃金依舊有其價值。中國和印
度是世上前兩大黃金消費國，而在這兩個國家，黃金幾乎全用於首飾。中國其實是世上最大的產金國（二○一八年達四百噸），但其愈來愈少的蘊藏無法滿足國內需求。
中國人投入小型採金一事，並非無足輕重，卻只是中國在非洲採礦事業的一部分。中國也從事工業採金，投資了南非的金礦場。威特沃特斯蘭德的金礦，開採了一百五十年後，如今仍在生產，但在地下將近兩英里處開採。此外，銅、鈷、錳、鋁樊土、鈳鉭鐵礦（用於電子產品和行動電話）、其他數十種礦物和金屬，係中國製造業所不可或缺，尤以在電子產品、車輛、鋼生產之類高階部門為然。非洲豐富的礦物蘊藏和中國龐大的工業需求，已使中國成為撒哈拉以南非洲之礦物的最大進口國。
但在中國的非洲事業裡，採礦只排第三，次於基礎設施（鐵公路和港口）和能源（石油和天然氣）。中國每年在非洲的對外直接投資非常大，從二○○三年的七千五百萬美元增長為二○一八年五十四億美元。其中約一半資本來自中央政府的國營事業和銀行。其他的中國投資人和承包商，包括省級國營事業和民間公司，以及位在最底層，小型風險事業，例如那些個體戶型的採礦事業。
在非洲的這些項目，構成習近平主席二○一三年所宣布之「一帶一路倡議」這個中國全球經濟戰略的一部分。「一帶一路」最初構想為通往中亞的「新絲路」和穿越東南亞的「新海上絲路」，讓人想起把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連在一塊的古貿易路線。一帶一路倡議包含從塔吉克到伊斯坦堡、從雅加達到吉布地的諸多基礎建設項目——高速鐵路、公路、港口、油氣管、發電站、機場——係旨在促進第三世界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中國過剩的貨幣儲備和過多的工業產能提供出口的戰略。中國也打算開發出從主帶岔出、貫穿巴基斯坦、孟加拉、蒙古的「走廊」；位於莫斯科、鹿特丹、威尼斯的終點；五十個用於工廠生產的經濟特區。以二○一九年來說，中國已花了三百億美元，大部分是藉以換來長期租約和使用權的低利政府貸款。中國打算至二○二七年為止共投資一兆多美元，但二○二○年，由於新冠疫情，項目和貸款放緩。中國也於二○一五年創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承認投入該銀行一兆人民幣（一千六百億美元），聲稱此舉會補強，而非顛覆世界銀行。
習近平主席所喚起的古老陸上、海上絲路，係中國晚近民族主義豪言壯語和行動目標裡最重要的主題。所有民族主義都靠宏大的歷史敘述來穩固國家的特性，而且這個特性被想像成從遠古至現在再到未來不絕如縷。習近平也強調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下的百年國恥，以使中國擔負起糾正嚴重歷史不公的新全球角色。用習近平的話說，中國的「偉大復興」是「中國夢」。
不需抱持現今雄心勃勃的民族主義，就能看出此民族主義和中國歷史觀相呼應的程度。一五五○至一七五○年，中國是世上最大的經濟體，近世全球貿易的中心。本書把重點擺在中國百年國恥那段時期的大半期間，亦即從鴉片戰爭到清朝覆滅這時期，也就是從加州發現黃金到南非終止華工輸入計畫這段時期。
這些事件大大影響中國和中國人民進入由英美勢力支配的國際大家庭，英美力量則是既耗取自然資源，又是商業性、金融性的力量。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在全球經濟裡的地位，基本上是殖民地地位，以遭西方和日本強行闖入和掠奪為特點。一九一一年創立的中華民國竭力打消中國的兩個最不堪的國恥——不平等條約和排華法——但成就甚微。直到二次大戰時，不平等條約才廢除。排華法廢除較慢：一九四三年美國廢止其排華法，但澳洲和南非直到一九七○年代才不再排華。中華民國進行改革，尤其法律、教育改革，而且推動工業化，但也苦於政治派系傾軋、武裝衝突和腐敗。一九二○年代起就儼然要起衝突的國共兩黨明爭暗鬥，二次大戰後終於爆發內戰，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勝出。
中共拿下政權時，毛澤東發出著名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毛澤東把中國的貧困與中國在世界上的悲慘處境聯繫在一塊，藉此喚起自十九世紀後期以來諸多改革、革命志士所發抒的心情。但晚清和民國的民族主義者致力於以西方和日本為範本將中國現代化，中共則拒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施行以動員農工、農村土地改革、自給自足的經濟發展道路為本的社會主義模式。毛澤東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國取得顯著成就，包括土地改革和較平等的分配、糧食增產；生活水平、教育、保健、預期壽命改善；女人地位提升。中國也為全世界反帝運動提供了精神鼓舞和實質支持。
但蘇聯式中央計畫模式的侷限、使用農業剩餘支持工業化、冷戰期間遭西方和日本在國際上孤立，妨礙了進步。影響同樣重大者，係強調人類意志（亦即革命情操和鐵的紀律）是實現社會繁榮、平等之關鍵這種過度意識形態掛帥的行為。一九五○年代後期的大躍進造成農業產量陡降，進而導致災情慘重的大飢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因此喪命者至少一千五百萬人，可能超過四千萬人。文化大革命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懲罰知識分子和其他「走資派」，導致兩百多萬人喪命，失去整整一代受過教育的人，而這些人是任何一種社會進步所不可或缺。至一九七○年代，農業生產已趕不上人口成長速度；一九七九年人均糧食消耗量未高於一九五五年。中國仍是個很窮的農業國家。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後，革命老戰士鄧小平拿下黨的領導權。他丟掉馬列主義正統，不再走強調政治動員的毛澤東思想路線，展開務實的經濟改革。在所謂的「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下，中國從統制經濟轉型為市場驅動的經濟。中央政府把更大的經濟權限下放給省和地方，鼓勵私人公司和合作社，為農村經濟注入活力。中央政府大興土木建設基礎設施和城市，地方政府從小農買來地，拿該地作抵押品向國家開發銀行借款。中央政府招引外資和全球易；蘋果、沃爾瑪只是在中國同時為中國消費者市場和全球出口生產商品的最著名外商公司而已。「開放」範圍也包括更大的藝術創作自由、國際旅行和知識交流、大幅擴張的公民對話，二○○○年代時許多公民對話透過線上社交媒體。中國使約六億人脫貧，既創造出百萬、億萬富翁，也創造出新中產階級。改革策略使中國二十餘年年均雙位數成長。至二○一○年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世上第二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
但令人驚嘆的經濟成長也為中國社會帶來新問題和新緊張：經濟不平等加劇、社會福利安全網垮掉、可怕的汙染、猖獗的貪汙，以及隨之而來民怨的升高。許多西方觀察家認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導致政治改革，但中國的領導階層一直不願走這條路。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殘酷鎮壓北京天安門（和國內其他地方）的抗議者，使民主政治無緣實現。一九九○年代以來，政治日益邊緣化，這既因為官方打壓，也因為強調致富、快速致富的文化。
＊作者艾明如是亞裔美國人研究中心的龍家（Lung Family）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也是種族與民族性研究中心的共同執行長。本文選自作者著作《從苦力貿易到排華：淘金熱潮華人移工的奮鬥與全球政治》（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