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淩所寫的底層人物，不同於左派文人閉門造車的美好想像：凡是窮人都是好人，凡是窮人都是道德高尚的人，凡是窮人擁有張承志、梁曉聲式的「清潔的精神」。《蘭考棄兒》一文，從那場垃圾場旁邊棚屋發生的吞噬七條孩子生命的大火寫起，揭示了知名度僅次於焦裕祿的蘭考婦女、「孤兒之母」袁利害光影交錯的複雜人性。袁利害很難用「好人」或「壞人」來定義，她身處美善與邪惡的邊緣，在政府不作為之處稍有作為。她拯救了許多棄嬰的生命，她給予棄嬰的生存條件卻比不上中產階級家庭的寵物貓狗。袁淩沒有給出善與惡的判斷，他只是描述事實，將判斷的權力交給每一個讀者。
袁淩的寫作是克制的，克制是寫作的最高境界。袁淩的寫作，不是文學，也不是新聞，是無法歸類、無法命名的生命與生命相遇的故事，是中國先賢所説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是聖經中所説的「愛鄰舍如同自己」。
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
在本書中，有好幾篇文章都以礦工為主人公，寫驚天動地卻又寂靜無聲的礦難，寫可怕的職業病矽肺病，寫失去親人的家屬們如何修補殘缺的家庭。袁淩的編輯羅昌平回憶，他至今能背出那些《血煤上的青苔》中的句子：「因為他們是殘廢者，是人生還沒來得及展開就被命運的被單收殮起來的人」；「遭遇了一個人的礦難……這是一個被消音的過程，沒有鏡頭的聚焦，沒有不惜一切代價搶險的場面，沒有怒斥和追責」。還有《守夜人高華》中的引題，「如同礦難事故表明的，人們向黑暗索要礦石的同時，黑暗也在索要它的代價。它要求的往往是那些最好的探路者。」在思想史的層面上，《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的作者、歷史學家高華，也是一位在黑暗隧道中一生挖掘不止的煤礦工人。若不是太過辛苦、太過付出，他怎麼會英年早逝呢？多年以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跟高華有過一次簡單的談話，他是如此小心謹慎，不敢臧否時政，可是一談起他關心的歷史真相來，立即滔滔不絕，跟此前判若兩人。高華無法忍受無邊的黑暗，就在黑暗中燃燒自己。他的提前離開或許是一種幸運，否則當習近平時代開幕後，他將看到又一輪「毒太陽」冉冉升起，必定會痛感自己的書完全白寫了。
如果黑暗像棉絮一樣厚重，身處其中的人不僅無法尋找光明，還會失去視力，像陳光誠那樣在黑暗中明辨是非的人，萬裡挑一。在袁淩家鄉的山溝裡，有一位在礦難中失去雙目的老人，連明暗都不能感知。但就在災難過後，他依靠摸索和內心的直覺，重建了整個生活，「從屋裡的活路，到五畝坡地的勞作，養上學的女兒，送走生病的老伴……他的身影不是矗立的巨人，倒是綿綿匝地的青苔，鋪成修復世界的小徑」。這用殘缺感官經受的世界，竟是一個完整的世界，而緩慢走過這世界的人，也切切實實創造了屬於自己的生命節奏。對於這些早已註定失敗的人而言，沒有光榮的勝利可言，挺住就意味著一切，若要類似于正常人那樣生活，「那他一定有些另闢蹊徑，遵循著一種持之以恆的靈感」。痛苦有時會讓人上癮，讓人浸沒在其中，有時候則像公開的秘密，讓人不斷從新的日常中醒來。在《青苔不會消失》這本書裡面，痛苦是一塊隨時可以改變方位的座標，它挑戰著人的極限，而那倖存下來的人，被准許開始另一番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