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日，金石堂書店於臺北市汀州路初創了全臺第一間複合式書業空間「金石文化廣場」，附設有書店、餐飲及服飾，高聲宣告大型連鎖書店的時代正式到來。同年，何嘉仁文教機構成立，也趕赴這波書店型態變革創新的大勢，開設何嘉仁書店，而新學友書局則是在仁愛路圓環拓展「書香園」的複合式經營，將書店結合咖啡廳、畫廊，營造公園式書店的空間氛圍。
面向大眾的連鎖書店
事實上，一九八○年代連鎖書店的快速發展，連帶開啟出版書籍產銷分離的通路變革，一改過去傳統的店銷通路，甚至影響出版產業的組織型態，為求品牌知名度和搶奪市占率，出版社紛紛邁向集團化、組織化和書系化的經營路線。當時，金石堂書店即是採取每月製作「暢銷書排行榜」的行銷策略來開發嶄新的營運模式，在書籍陳列上也將書封朝外整齊擺放，並於開幕兩週年後，首開業界之先河，以書訊形式發行《金石文化廣場月刊》（後在一九八八年改為雜誌型態的《出版情報》），提供消費者免費索閱，掌握書籍資訊和出版動態。
短短數年時間，暢銷書排行榜的銷售機制對於整體出版產業造成的影響，在當時掀起廣泛的輿論波瀾，尤其聚焦在書店、書商和書市相互運作下衍生的「潛規則」。具體來說，有些出版社為了商業利益的考量，以求書籍上榜刺激銷量，可能會降低批發價格爭取書店的展售機會，或是化整為零地將書購回提高銷售數字，這些刺激銷售的變相手段皆是希望利用排行榜的廣告效應，達到市場利潤成長的目的。
對此，《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更於一九八六年底直接策劃了一個名為「暢銷書排行榜」的專題，大規模地邀請、訪問四十一位作家對於暢銷書排行榜的風行現象有何看法，直搗文學商業化的課題。有趣的是，大部分作家面對赫然崛起的暢銷書排行榜幾乎都抱持著懷疑態度，卻也無法否認當中反映的社會趨勢，並且，按照人間副刊的整理歸納，這些作家的立場大致分為比較贊成的、比較中立的和比較反對的，幾乎沒有完全贊成或完全反對的兩極化聲音。然而，誠如詩人羅智成於訪問時所回應的：「暢銷書排行榜迫使作者面對一個基本問題：他到底為什麼而寫作？」明顯意識到作家與讀者的權力關係正在悄然改變。
隨著一九八○年代金石堂、新學友、諾貝爾、誠品等企業化連鎖書店的接連設立，暢銷書排行榜的營銷機制也越趨成熟，首當其衝的便是原本涇渭分明的書籍界限徹底破除，純文學、非文學、漫畫被放置在同一書店消費情境，只要銷量夠出色，就有機會躋身暢銷書排行榜之列，這不只消弭了嚴肅藝術和商業利益的對立分野，更成為另一種新興的書籍評賞方式。此外，為了進一步吸引消費者的興趣，出版社開始力求滿足各式各樣的閱讀品味，作家身分也愈加斜槓多元，不再固守文學堡壘，整個文學生產活動從「作者導向」轉為「讀者導向」，逐漸步入文化工業的產銷迴圈。
林清玄現象
值得留意的是，當整體文學場域全面趨向商業化進程時，文學生產活動自然會成為消費商品，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是借助暢銷書排行榜推波助瀾而擴散形成的「林清玄現象」。回望一九八○年代，身兼編輯、記者和作家身分的林清玄已經連續掄元奪得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中山學術文藝獎、國家文藝獎等文學大獎，更在一九八八年被出版業界推選為年度風雲人物。根據一九八九年舉辦的「卅年一五○本文學暢銷精典特展」的統計資料顯示，在分頭蒐集完金石堂、新學友的排行榜資料，以及作品本身刊載的印刷版次後，林清玄和琦君各別坐擁最暢銷十大男／女作家之冠，而最暢銷書籍是四年內印刷一○七版的《野火集》。
同樣專美於前的，即是林清玄將佛學大眾化的「菩提系列」創作，紫色菩提系列於出版五年間，創下超過兩百萬本的銷售量。伴隨傳播媒體欣欣向榮的發展，林清玄除了跨界出版有聲書、發行筆記書，還在一九九○年底將屢占暢銷書排行榜的「菩提系列」搬上電視，錄製推出錄影書，希望開發那些從不看書、只看錄影帶的消費者，這樣多元化發展的出版型態對於作家本身的暢銷書效應，當然也有借力使力之效。
直至一九九七年，林清玄離異未久即再婚的消息曝光，讀者反彈聲浪十分劇烈，退書的電話不斷，甚而前往林清玄教育文化基金會門口焚書抗議，在高度商業操作的出版市場中，原本宛若心靈導師的「林清玄現象」完全幻滅，自此迅速消逝。當是時，商業經濟環境的不景氣，也使得林清玄的生活禪書籍消退，劉墉的勵志類書籍趁勢興起。
總的來說，一九八○年代文化工業的崛起，深刻影響臺灣文學的生產行銷和消費模式，不僅大力推促文學生產的商業化轉向，也逐漸消解文學／非文學的界線、破除嚴肅／通俗的分歧，甚至大大提升讀者的選擇權力。特別是隨著大型連鎖書店的出現，在商業利益優先的營運下，暢銷書排行榜的機制成為另一種文學生產、傳播與批評的重要準則。至此，臺灣文學的商品化現象，也於焉成形。
＊本文選自《出版島讀：臺灣人文出版的百年江湖》，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