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台灣教改勿成為「以執政黨為主體，尊重教長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承上，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正視台灣教育部長是一個國家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決策者、負責者，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尊重教育部長的獨立性、專業性、任由政黨操控教育部長在教育政策上的決斷，或者將教育部長當作在大學校長聘任案的鬥爭工具，如此一來教育改革事務與教育政策決定成為「以執政黨為主體」，而非當初台灣教改以來「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先目標，那麼數十年來花費大量台灣老百姓的納稅金與各種資源的台灣教改必然失敗，因為教改目標、教改政策、教改行動的主體皆與原先目標已產生「不一致性」，故筆者認為應立即停止台灣教育部長被政治工具化，而台灣教育改革的主事者應選用多元標準，並由重視「國家理性」的「博學者」來擔任，而非傳統的「大學校長」、「國際國內院士」等單一標準來任用，總言之，筆者建議台灣教育改革主事者，由真正的「博學者」來擔任，而在台灣教育政策決定的最關鍵決策者是教育部長。
以英格蘭政治家Thomas More的政治觀詮釋，其認為需要一個真正的「博學者」，在這裡所指的博學者（polymath）或通才，係指「精通多個不同範疇而且表現超群的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便有所謂的博學者，當時有另一個別稱「文藝復興人」（英文：Renaissance man，拉丁語：Homo universalis，義大利語：Uomo Universale），特別是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的通才。因為在文藝復興時出現了不少這類的博學者，其中Leone Battista Alberti和Leonardo da Vinci就是當中的佼佼者，西方被公認為博學者除上述的兩位，還有Athanasius Kircher、Simon Stevin、Blaise Pascal、Gottfried Leibniz、Mikhail Vasilevich Lomonosov、Immanuel Kant、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Thomas Young、Alexander Porphyrievitch Borodin、John von Neumann，而東方世界也有博學者的出現，例如中國的孔子、鬼谷子、東方朔、諸葛孔明、蘇頌與王國維，試問台灣教改的主事者—教育部長，能否由一個「博學者」來擔任，不設限為傳統師範教育體系或者非師範體系的學者、專家、研究者或行政者等關心台灣教改的人士，不一定強制指定有大學校長經歷，或是國際國內院士經歷，重點是尋找一個能適切運用「國家理性」且具「博學者」特質來擔任台灣的教育部長，這是未來可行的方向之一。
五、鼓勵是動力 多給為台灣教改努力的教長支持
媒體在兩周前曾詢問潘文忠，年後還看得到部長嗎？潘文忠回應，只要自己還在工作崗位上的每一天都要努力，而筆者認為現在是還給潘文忠公道的時刻，潘文忠持續廣泛的學習教育各種議題知識和能力，也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國家理性，已然具備國家理性和博學者特質，當我們看到潘文忠在為台灣教改事務努力拚搏時，我們應該再多給他多一些鼓勵支持， 因為潘文忠是在為台灣教育打拼， 也是為台灣孩子的未來在持續奮戰。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