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台灣教改領導應由重視「國家理性」的「博學者」擔任
承上，看完帶領新加坡教改、芬蘭教改成功的兩位非典型教育部長之特性，兩人皆重視「國家理性」具「博學者特質」，回觀台灣任用教育部長的標準，在1994到2018年台灣教改期間，從台灣教育部長們被任用的背景分析，會發現不論是哪一政黨，大多是從曾擔任「大學校長」身分，或在學術成就卓越曾擔任國際國內院士的人選，以彰顯其在教育與學術地位上的「獨立性」跟「超然性」，例如郭為藩、吳京、林清江 、曾志朗、黃榮村、杜正勝、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與吳茂昆皆具有大學校長或國際國內院士的職位，但筆者在這裡要質疑的是有國際國內院士身分、或有當過大學校長就一定是好的台灣教育部長人選嗎？
當初蔡英文總統任命的教育部長潘文忠，不合於傳統任命台灣教育部長的標準—曾任大學校長、學術上是國際國內院士等級，但潘文忠讓12年國教越走越順，在十二年國教執行上做得認真，因其曾是教育基層工作者，做過小學老師，文官經驗完整，而蔡政府任命的另一位吳茂昆部長、合於傳統任命教育部長的資格—曾任國際國內院士、大學校長，但當時卻四十一天就因政治爭議下台，創下台灣教育部長最短期的任用紀錄，我們必須反思台灣教育改革事務與院士身分、大學校長等既定傳統任用標準之關係是什麼？
再看一下台灣自從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在這二十二年間，台灣歷經多位教育部長，除了杜正勝做滿四年，其他人的平均任期只有一到二年，且大多因為政治爭議下台，卻不是因為教育事務做不好而下台，如此不但導致台灣教改政策與實施無法持續導致失敗，且台灣教育部長被政治工具化的現象明顯，對整個國家教育發展是弊大於利，筆者希望經由上述說明國家理性為何能超越政黨政意識型態，懂得適切運用國家理性、具博學者特質的台灣教育部長，其可幫助台灣教改成功之論據，因筆者認為在國家理性的重要性大於政黨政治意識形態爭鬥的決策大前提下，適切的使用「國家理性」，例如嚴守「用人唯才」、「不以權謀私」、「不以私害公」等以幫助國家向前發展為最大目標的基本原則，此時的「國家理性」是可以彰顯「教育的公共性價值與正向影響力」，讓教育經費減少花費在政黨意識形態之爭，轉用在其他例如台灣偏鄉教育經費、弱勢學童的補助經費、國際觀教育上，但是政治權力在讓政治領導者腐化前，總是讓人先失去理性判斷力，長期放任台灣政黨政治意識形態任意將教育部長工具化，對於國家的整體發展是內耗損傷、停滯不前、資源浪費等負向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