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閣揆陳建仁已公開「第二波內閣名單」，潘文忠持續留任教育部長，筆者認為現在是還給潘文忠公道的時候。
在多年前蔡政府任命教育部長為潘文忠，被認為不合於傳統任命台灣教育部長的標準—曾任大學校長、學術上是國際國內院士等級，但潘文忠已用行動和努力讓12年國教越走越順，在十二年國教執行上做得認真，廣泛的學習社會和教育各種議題知識和能力，且因其曾是教育基層工作者，做過小學老師，且行政文官經驗完整，而當時蔡政府任命的另一位吳茂昆部長、合於所謂傳統的任命教育部長的單一標準—曾任國際國內院士、大學校長，但卻四十一天就因政治爭議下台，創下台灣教育部長最短期的任用紀錄，而直到2022年年末潘文忠在教育部長上做的有為有守，筆者認為社會大眾應改變任命台灣教改領導者的單一標準，不停留在刻板印象，筆者以兩位非典型、重視「國家理性」、具備「博學者」特質的新加坡和芬蘭教育部長為例，筆者論述如下。
一、新加坡教長王乙康帶領的教育改革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56年前就指出新加坡教師在培養學生具有榮辱與共、全民一心的精神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故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在教改上仍遵循新加坡國父的「國家理性」，新加坡的「國家理性」就是新加坡獨立至今的唯一執政黨—人民行動黨，但這裡矛盾的是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在表面上假裝讓新加坡是民主制，但實質是「一黨專政」，基本上李光耀把「國家理性」注入唯一執政黨機器的意志，所以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在與程強國在議會質詢會出現類似舊鞋子(制度)好穿，舒服就先一直穿的言論，其實此制度對於政治領導者是方便管理，比較舒服的是政治領導者，似乎不是新加坡的老百姓。
新加坡時無其他政黨競爭，再加上李光耀是把國家理性注入唯一執政黨，這是不同的政治情境，李光耀讓新加坡的政體融合民主與專制，這和亞洲所追求的民主價值有很大的不同，故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判斷新加坡走的是和台灣不一樣的民主道路，故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曾在2018年新加坡峰會（Singapore Summit）提到：「作為一個缺乏自然資源和龐大腹地的小國，新加坡未來發展必須注重長遠規劃，避免短視政策，甚至走向民粹主義，顯而易見，王乙康目標是使用「國家理性」來提升新加坡整體的生活環境，經濟發展，關注老齡化人口，以及持續進行新加坡的教育體制改革，認為開放性的民主會走向民粹，一再強調選擇堅持著透過國家理性所指導的長遠未來之計畫建設，因為這是新加坡賴以生存的唯一途徑，王乙康不論在新加坡電視節目「獅城有約」的系列訪談，不斷透過給予新加坡人民「建國一代」、「立國一代」不同的社會福利補助，表面是給予物質上的補助，實質上是要再度強化新加坡人的國家理性與愛國意識，讓新加坡全國團結一心，在這部分很明顯在＜改革教育幫助新一代面對未來＞一文中，王乙康的發言可以見到：「新加坡第一代移民還帶著濃濃的原鄉情懷，但是第三代已經認同自己成長的國家，但是又對從祖輩身上傳承的文化根源產生興趣。」
另外王乙康在新加坡教育經費分配，同是採取「國家理性」為前提，為節用國家教育經費，2018年在新加坡的國際研究生的學費津貼皆取消，而在公民教育上，也是王乙康透過教育政策用力灌輸國家理性與愛國主義到新加坡學生的地方，直言新加坡教改中的價值觀教育仍是教育改革的核心重點，並嘗試將德育與公民教育中的國家理性與愛國主義結合，強調「我是新加坡人」的愛國主義與國家認同教育，並在結合以雙語教育基礎讓新加坡學生以母國新加坡為中心點去更深刻地認識國家、社會、區域與整個社會觀的認識，而在推動新加坡的教育改革，除學習美國翻轉學習、翻轉教師等原理，但美國教改不認同「補習」，以及新加坡國內有為解決學生間成就差距（achievement gap），提出「禁止補習」的倡議，但王乙康仍堅持以新加坡國家理性所指導的「保底不封頂」的教改原理，為「補習」合理化，認為「禁止補習」不符合新加坡教育制度的理念。
而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也觀察到，因應全球科技讓企業發展瞬息萬變，失敗是常有之事，依據國家理性，新加坡的教育必須轉向，轉為培育能夠承受失敗後再站起來的人才，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觀察到在新加坡學校系統後來成功的人士，能夠從高競爭壓力中真正脫穎而出的，是那些失敗後爬起來的人，不是以往新加坡學校追求的成績都很優秀、有很好的推薦信、有豐富的實習經驗，或在學校各方面成就百戰百勝，對身為新加坡教育部長的王乙康而言，新加坡教育改革是鼓勵新加坡學生去學校應該鼓勵學生進行大膽的嘗試，允許失敗，重要的給新加坡學生從失敗中學習的機會，從失敗中得到更重要的，可以面對世界競爭的實用能力，而不是沉溺在全國狂熱追求一路一帆風順，各項學習數據優秀，從未經歷失敗的學生，王乙康指出：「新加坡教育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降低對學業成績的重視程度，轉而重視堅韌精神的培養。」
在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充滿國家理性的演講修辭，提及：「建國時期我們為了讓各民族之間能夠溝通，選擇了學習共同的語言。如今每個人都掌握英語和自己的母語，也應該掌握多種語言，充分發揮新加坡人跨文化的能力。新加坡作為東西方世界的樞紐，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都會繼續扮演橋樑的角色，這是新加坡最大的機遇」，一方面提示新加坡多語言、多文化的把握以適應全球企業的跨國性，這也是新加坡教育改革的重點，一方面與再次提高新加坡學生認同自身國家的價值性。
在博學者特質方面，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並不是教育本系出身，其最高學歷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但王乙康在2016年擔任新加坡教育部雙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換言之，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除了進行新加坡教改的決策外，也要關注新加坡的國防決策，其2018年擔任教育部長時在電視節目進行政令宣導時，除了教育事務，也要討論新加坡組屋更新議題，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在政務服務的多元性，足見已具博學者特質，綜上所述，這是重視「國家理性」具「博學者特質」的新加坡教育部長王乙康，其所帶領的新加坡教育改革成功之論述。
二、芬蘭教長拉森寧（Sanni Grahn-Laasonen）帶領的教育改革
芬蘭教育部長拉森寧（Sanni Grahn-Laasonen）的博學者特質，可從其工作經驗來看，從政前她是擔任芬蘭一家媒體的「新聞記者」，非教育背景，不是教育本系出身也不從事教育，在2014年至2015年曾擔任芬蘭環境部長，在2015年5月擔任芬蘭教育部長，持續帶領芬蘭教育改革。
芬蘭教育改革的成果—「快樂學習」教育模式曾經轟動全球教育界，各國分派教育專家、大學教授到芬蘭各級教育機構取經，從課程設計發展、教育行政系統、 師資培育制度，甚至美國每年都會先選出年度優良教師，在提供經費請美國年度優良教師到芬蘭做教育改革上的考察與進修，而台灣不論是官方、民間單位在教育改革的議題上，「芬蘭教改」主題已成一時顯學，直至現今芬蘭教育改革開始從「快樂模式」轉型為與社會各項議題連結的主題式教學，而芬蘭在2017年也對自身國家的教育狀況作出調查，發現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學生表示他們在學校不開心，覺得自己不屬於芬蘭，芬蘭政府與教育部有發現這樣的矛盾與危機，正在著手研究與解決此社會議題，而上述現象都是芬蘭教改須日新又新地持續進行，芬蘭教改需要持續與「國家理性」連結的重要原因，而芬蘭教育部長Sanni Grahn-Laasonen所帶領的芬蘭教育改革，這場教改是不管公部門或者民間皆齊心合力在進行的，建基於國家理性的重要社會改造工作，並不會有所謂教改是教育部的事等本位主義等現象，例如芬蘭教改重視「閱讀」，因為「閱讀」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此時芬蘭社會福利局會與教育部連線，會發給每個準媽媽一個「媽媽盒」，裡頭裝滿各式各樣的嬰兒衣物用品，還有一本由政府贈送給每個孩子的「詩歌繪本」，而這個「詩歌繪本」是要協助芬蘭孩子在語言上的學發展，與芬蘭教育部在教改目標重視「閱讀」環環緊扣，綜言之，芬蘭教改是不斷與時俱進的向前走。
芬蘭教育部長Sanni Grahn-Laasonen在進行教育改革時強調「國家理性」，可從其重視芬蘭中小學教師的教學薪資福利、教學專業自主權以及芬蘭中小學教師在社會的高地位，筆者在此論述芬蘭教育部長Sanni Grahn-Laasonen的博學者特質、其如何運用國家理性帶領芬蘭教改成功、但研究者觀察到政府帶頭尊重芬蘭中小學教師與其教師專業的做法，這對於台灣教改中的關鍵推動者—中小學老師有很重要的啟發，因在台灣社會部分高學歷家長認為台灣中小學老師只是「顧小孩」，社會大眾應更尊重台灣中小學老師，台灣曾向芬蘭師資培育制度取經，政府透過教師敘薪制度鼓勵中小學教師持續進修碩士，根據統計，從2002年到2011年國小教師取得碩士學歷從百分之六點六成長到百分之三十五，國中教師取得碩士學歷從百分之九點七成長到百分之三十三點四，雖然台灣的教育現狀與芬蘭不同，可能一時之間無法收到像芬蘭的教育效果，但鼓勵台灣中小學教師透過拿碩士增進教學在理論與實務的專業，不管動機為何，對於其學生仍以好的效應居多。
而從芬蘭政府帶頭尊重中小學教師與其教師專業的教育政策與教育效果上，研究者認為台灣政府應給中小學教師更多的資源與支持，如果在現實面台灣無法推動與薪資連動的教師評鑑，或許可從中小學教師主動設計課程、主動辦理課程發展讀書會、中小學教師專業讀書會，並給這些主動進修的組織者直接的獎勵與補助，不管在形式與榮譽上，都能幫助到台灣中小學教師士氣、激發教師專業發展的內在動機，尤其在教師專業發展的公開課程、演講或者工作應以更實用、有趣與教學工作有正相關主題為主，不要讓中小學老師是為了教師與公務員終身學習等形式名目集點而去聽，否則這樣的教師專業進修會流於形式化，失去其實質效果。
綜上，不論是芬蘭政府、家長，社會大眾皆認為中小學老師知道如何才是好的教學，我們只需放手讓他們去做、中小學教師是這個領域的專家，不需要由學生的測試成績，來評估教師的良窳，究其根本，這是源自芬蘭重視整個國家整體的社會文化的運作、傳承與創新，強調知識，技能、素質與文明上的教導與學習，透過知識技能、公民素質、社會文化等課程設計與認同芬蘭的國家理性與愛國主義連結，而芬蘭中小學教師正是教導芬蘭新一代國家理性的關鍵者，故其地位被芬蘭政府與社會高高舉起，芬蘭中小學教師皆有碩士學歷，並主動的、持續的進行教師專業發展，在芬蘭的第一線教育現場，芬蘭中小學教師非常重視自己的教學專業發展，不是隨便教完就好，而是把中小學教學看作是一種高度專業，猶如像律師要如何打贏一場官司、大學教授如何將一件與教學結合的高預算科學研究案執行完成、醫師如何透過各種醫學技術來治療好病人一樣的高度專業，和這些專業人士一樣的敬重自己的職業，故在芬蘭中小學碩士老師的專業與社經地位就像大學教授,、律師、醫師一樣受到當地老百姓的尊敬，這是源自於芬蘭的國家理性與愛國主義，因為芬蘭政府與社會大眾認為中小學教師可以直接透過教育來正向影響芬蘭在政治、經濟等國家發展。
而芬蘭教育部長Sanni Grahn-Laasonen推動的課程改革中，除了保留芬蘭原先在課程設計的優良傳統，包含尊敬大自然與地球保育課程、教導學生要如何和大自然與環境和平共存、重視學生身體與心理健康發展的課程、設計讓學生在學習上「應該要有趣（has to be fun）」，芬蘭教育制度鼓勵並支持中小學教師進行獨立的教學研究，透過先在個別學校進行小規模的教學實施，然後擴大規模到整個國家的教育環境，芬蘭政府有系統，有方向的、有目標的鼓勵中小學教師採取基於研究所得的策略，並將這些第一線老師所研究的策略設計成可以吸引學生的好玩、有趣課程、刺激學生的學習動機，最終目標是讓芬蘭學生覺得到學校上課是很快樂的一件事情，其強調獨立自主的自主學習的能力課程，最能與國家理性連結的是在芬蘭教改中所重視一百項在學校與教學上的教育革新，重視向前看、向前走的創造力教育，因創造力能經由創造來發明各種事物、制度讓芬蘭這個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找尋到更好的未來、建立具備更好的教育品質、讓芬蘭人民能通向更好未來的學校，這是建基於國家理性的課程革新。
三、 台灣教改領導應由重視「國家理性」的「博學者」擔任
承上，看完帶領新加坡教改、芬蘭教改成功的兩位非典型教育部長之特性，兩人皆重視「國家理性」具「博學者特質」，回觀台灣任用教育部長的標準，在1994到2018年台灣教改期間，從台灣教育部長們被任用的背景分析，會發現不論是哪一政黨，大多是從曾擔任「大學校長」身分，或在學術成就卓越曾擔任國際國內院士的人選，以彰顯其在教育與學術地位上的「獨立性」跟「超然性」，例如郭為藩、吳京、林清江 、曾志朗、黃榮村、杜正勝、吳清基、蔣偉寧、吳思華與吳茂昆皆具有大學校長或國際國內院士的職位，但筆者在這裡要質疑的是有國際國內院士身分、或有當過大學校長就一定是好的台灣教育部長人選嗎？
當初蔡英文總統任命的教育部長潘文忠，不合於傳統任命台灣教育部長的標準—曾任大學校長、學術上是國際國內院士等級，但潘文忠讓12年國教越走越順，在十二年國教執行上做得認真，因其曾是教育基層工作者，做過小學老師，文官經驗完整，而蔡政府任命的另一位吳茂昆部長、合於傳統任命教育部長的資格—曾任國際國內院士、大學校長，但當時卻四十一天就因政治爭議下台，創下台灣教育部長最短期的任用紀錄，我們必須反思台灣教育改革事務與院士身分、大學校長等既定傳統任用標準之關係是什麼？
再看一下台灣自從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開始，在這二十二年間，台灣歷經多位教育部長，除了杜正勝做滿四年，其他人的平均任期只有一到二年，且大多因為政治爭議下台，卻不是因為教育事務做不好而下台，如此不但導致台灣教改政策與實施無法持續導致失敗，且台灣教育部長被政治工具化的現象明顯，對整個國家教育發展是弊大於利，筆者希望經由上述說明國家理性為何能超越政黨政意識型態，懂得適切運用國家理性、具博學者特質的台灣教育部長，其可幫助台灣教改成功之論據，因筆者認為在國家理性的重要性大於政黨政治意識形態爭鬥的決策大前提下，適切的使用「國家理性」，例如嚴守「用人唯才」、「不以權謀私」、「不以私害公」等以幫助國家向前發展為最大目標的基本原則，此時的「國家理性」是可以彰顯「教育的公共性價值與正向影響力」，讓教育經費減少花費在政黨意識形態之爭，轉用在其他例如台灣偏鄉教育經費、弱勢學童的補助經費、國際觀教育上，但是政治權力在讓政治領導者腐化前，總是讓人先失去理性判斷力，長期放任台灣政黨政治意識形態任意將教育部長工具化，對於國家的整體發展是內耗損傷、停滯不前、資源浪費等負向效應。
四、 台灣教改勿成為「以執政黨為主體，尊重教長的獨立性和專業性
承上，筆者認為我們必須正視台灣教育部長是一個國家教育政策最重要的、最主要的決策者、負責者，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尊重教育部長的獨立性、專業性、任由政黨操控教育部長在教育政策上的決斷，或者將教育部長當作在大學校長聘任案的鬥爭工具，如此一來教育改革事務與教育政策決定成為「以執政黨為主體」，而非當初台灣教改以來「以學生為主體」的原先目標，那麼數十年來花費大量台灣老百姓的納稅金與各種資源的台灣教改必然失敗，因為教改目標、教改政策、教改行動的主體皆與原先目標已產生「不一致性」，故筆者認為應立即停止台灣教育部長被政治工具化，而台灣教育改革的主事者應選用多元標準，並由重視「國家理性」的「博學者」來擔任，而非傳統的「大學校長」、「國際國內院士」等單一標準來任用，總言之，筆者建議台灣教育改革主事者，由真正的「博學者」來擔任，而在台灣教育政策決定的最關鍵決策者是教育部長。
以英格蘭政治家Thomas More的政治觀詮釋，其認為需要一個真正的「博學者」，在這裡所指的博學者（polymath）或通才，係指「精通多個不同範疇而且表現超群的人」，早在文藝復興時代便有所謂的博學者，當時有另一個別稱「文藝復興人」（英文：Renaissance man，拉丁語：Homo universalis，義大利語：Uomo Universale），特別是在藝術和科學方面的通才。因為在文藝復興時出現了不少這類的博學者，其中Leone Battista Alberti和Leonardo da Vinci就是當中的佼佼者，西方被公認為博學者除上述的兩位，還有Athanasius Kircher、Simon Stevin、Blaise Pascal、Gottfried Leibniz、Mikhail Vasilevich Lomonosov、Immanuel Kant、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Thomas Young、Alexander Porphyrievitch Borodin、John von Neumann，而東方世界也有博學者的出現，例如中國的孔子、鬼谷子、東方朔、諸葛孔明、蘇頌與王國維，試問台灣教改的主事者—教育部長，能否由一個「博學者」來擔任，不設限為傳統師範教育體系或者非師範體系的學者、專家、研究者或行政者等關心台灣教改的人士，不一定強制指定有大學校長經歷，或是國際國內院士經歷，重點是尋找一個能適切運用「國家理性」且具「博學者」特質來擔任台灣的教育部長，這是未來可行的方向之一。
五、鼓勵是動力 多給為台灣教改努力的教長支持
媒體在兩周前曾詢問潘文忠，年後還看得到部長嗎？潘文忠回應，只要自己還在工作崗位上的每一天都要努力，而筆者認為現在是還給潘文忠公道的時刻，潘文忠持續廣泛的學習教育各種議題知識和能力，也堅持台灣主體性的國家理性，已然具備國家理性和博學者特質，當我們看到潘文忠在為台灣教改事務努力拚搏時，我們應該再多給他多一些鼓勵支持， 因為潘文忠是在為台灣教育打拼， 也是為台灣孩子的未來在持續奮戰。
＊作者為政治工作者、教育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