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華民國的歷史那麼多年，除了眾多叱吒風雲的將領外，最讓筆者驚豔的就是如伍廷芳、顧維鈞、王寵惠、葉公超、蔣廷黻、沈昌煥、周書楷以及沈劍虹等外交奇才。憑藉著他們的學歷、語言能力、機智的交際手腕以及對國際事務的正確判斷，延續自大清帝國的中華民國得以走出《不平等條約》的陰霾，成為創設聯合國的「世界四強」。
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卻仍在這些外交先賢的努力下，在聯合國守住了中國代表權長達20年之久。即便在中共取得聯合國席位，並且與絕大多數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後，台灣還是得以包括中華台北、台澎金馬關稅區或者其他各種名義在國際場合上活動，進而與美國、日本等主要友邦維持實質關係，都必須歸功於這些民國外交官一棒接一棒的奮鬥。
今（2023）年1月6日病逝的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沈呂巡，算是筆者見過的外交官當中，最後一位還保有上述「民國外交官」典範的先輩。1949年11月12月在台北出生的他，離開人世的時候不過72歲，與筆者訪問的老兵相比起來他的年紀實在是「小老弟」一個。在為大使如此英年早逝感到遺憾之際，又覺得年紀不算老的他，是如何感染了顧維鈞等老前輩的風範。
原來沈呂巡大使與中國外交史是有家族淵源的，他是晚清名人沈葆楨與林則徐的後人，父親沈祖湜則任職中央銀行，新台幣鈔票上「中華民國」四個字便是由其所寫。顯見沈呂巡大使的家族就是滿清到中華民國歷史的縮影，從中也不難發現中華民國外交與大清帝國的外交存在著延續性。雖然中間經歷過革命、北伐以及遷台的歷史演變，台灣仍是滿清外交的直系繼承人。
畢竟沈葆楨曾任「欽差辦理台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某種意義上就代表著滿清外交與台灣歷史連結的開端，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台灣外交的奠基人。這段與中國連結的歷史，不只絲毫沒有把台灣推入中共的懷抱，反而讓台灣擁有更多的資本與中共進行外交對抗。中華民國的歷史資產為沈呂巡大使所活用，創下了讓筆者所難忘的外交奇蹟。
與大使的一些緣分
提到我與沈呂巡大使的緣分，我不是外交官也不是跑外交線的記者，也不曾拿過沈呂巡大使的課程，但還是小有緣分。筆者與沈呂巡大使的第一次見面發生在2017年1月17日，當時我還是《中時電子報》的編輯，剛好總主筆戎撫天邀請沈呂巡大使來中國時報大樓參加兵棋推演，預測川普（Donald Trump）總統上台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發展，讓我與大使有了結緣的機會。
事後我與大使交換了聯繫方式，不是因為我想要考外交部，而是因為我與沈呂巡大使有許多共同的興趣。而筆者之所以對沈呂巡大使如此推崇，首先在於2015年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他以中華民國駐美大使的身份堅定捍衛了中華民國的立場，相信唯有中華民國有資格代表全中國出席在美國舉辦的二戰紀念活動。
所以他不只代表當時的馬英九政府，向飛虎隊（Flying Tigers）、杜立德突襲者（Doolittle Raiders）以及第14航空軍的老兵頒發紀念章，表揚他們二戰期間來華助戰的英勇事蹟，而且還獲邀出席美國國家二戰紀念碑之友會（Friends of the National World War II Memorial）舉辦的獻花儀式。鑒於台灣獨特的國際地位，沈呂巡大使出席這些活動並不是沒有遇到過打壓。
在1979年失去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後，中華民國就不再能以自己的正式國號出席美國政府舉辦的活動。而這場2015年9月2日在華府國家二戰紀念碑（World War II Memorial）前舉辦的獻花儀式，因為是由美國官方單位所負責舉辦，因此沈呂巡大使是以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的名義出席。
此外由台北經文處贈送的花圈上，曾代表中國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不被允許出現，只能夠以青天白日國徽代之。反倒是抗戰時尚未誕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五星紅旗，能夠堂而皇之的出現在中共駐美大使館致贈的花圈上。而且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還能夠以「中國」（China）的名義直接出席儀式，徹底彰顯美國正式邦交國的威嚴。
誰是真正的「二戰中國」
憑藉著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經優勢，還有美國正式邦交國的地位，崔天凱不只反對儀式現場出現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甚至試圖剝奪沈呂巡大使的獻花資格。幸好當時沈呂巡大使人不是在俄羅斯、英國與法國，也不是在日本、南韓以及新加坡，而是在二戰期間一手將中華民國扶持到「世界四強」地位，且國力仍強於中共的美國，自然是不會讓崔天凱囂張下去。
縱然根據「一個中國」政策，美國沒有辦法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的正式國號同時出現在獻花儀式上，但是沒有如崔天凱所期望的將沈呂巡大使還有他帶去的青天白日花圈趕走。中共大使館派員向美方提出抗議，卻遭到嚴詞拒絕，於是人已經在車上的崔天凱為了貫徹「一個中國」原則，乾脆宣告退席獻花儀式。
接著就出現了活動開始，沈呂巡大使與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印度、墨西哥、尼泊爾、蒙古、荷蘭、紐西蘭、菲律賓、俄羅斯、英國以及美國的代表共同向盟軍二戰老兵致意，一旁崔天凱的座椅卻空著的有趣情況。既然兩個中國的其中一個代表缺席，那麼人在現場的沈呂巡自然同時成為了大陸加台灣的「一個中國」之代表。
1945年以前，還沒有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所有曾經拿起武器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軍人，無一帽子上沒有青天白日徽。所以當天沈呂巡大使站上講台，感慨的向國際友人表達：「當年為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國軍人不分黨派，帽子上都有青天白日帽徽。這些戰史的Fallen Soldiers如果抬起頭來看不到國旗，實在是太遺憾了。」
沒有錯，相信沒有哪個陣亡於抗戰時的中國軍人，包括中共的8路軍或者新4軍軍人認得何為日本投降四年後才出現的五星紅旗。打壓真正代表「二戰中國」的旗幟，讓一個在二戰期間尚未出現的旗幟來祭奠中國的二戰陣亡將士，確實是毫無邏輯可言。獲得美國支持的沈呂巡大使，在搶奪抗戰歷史話語權上為中華民國贏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
繼承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沈呂巡大使不只在華府二戰紀念碑前擊敗崔天凱，在許多其他的外交場合上同樣擊敗中共，而且勝利的戰場不只發生在美國。他能夠如此戰無不勝，關鍵原因在於他對許多事關中華民國的歷史事件瞭若執掌。比如在他擔任駐英國大使時，就利用他對二戰期間波蘭流亡飛行員到英國參加不列顛空戰（Battle of Britain）的歷史吸引波蘭駐歐盟代表的注意。
他提到了烏班諾維（Witold Urbanowicz），參加英國皇家空軍第303中隊的首席波蘭飛行員，還強調烏班諾維曾在1943年底被交換到中國，分發到第23戰鬥機大隊第75中隊參戰，並擊落兩架日本戰鬥機的歷史。根據沈呂巡大使的回應，波蘭駐歐盟代表聽完後忍不住站了起來，給他一個大大的擁抱，顯見對他國歷史的瞭解在外交事務的推動上十分重要。
而就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角度來看，曾經與同盟國並肩作戰抵抗日本軍國主義還有德國納粹主義的中華民國，存在的最大價值就是證明中國是有潛能發展為一個民主國家的。沈呂巡透過了他對歷史的深刻瞭解，向英國、美國乃至於其他北約國家的會員國證明了這一點。證明了保持台灣與大陸的連結，其實遠比讓台灣完全脫離出中國的範疇更符合西方世界乃至於全人類的利益。
這也是為什麼在陳水扁時代，還只是駐美副代表的沈呂巡大使被美方問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傳承的是清朝的最後一個皇帝，還是日本在台灣最後的總督時，就連當時的民進黨政府都知道回答清朝的最後皇帝才是能讓美方接受的正確答案。因為如果台灣與中國大陸毫無關係，又如何能成為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投射基地？
新加坡同樣是華人為主體的國家，但終究不是中國，不可能扮演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角色。後來幾次與沈呂巡大使見面，他都反覆強調切斷與大陸的歷史連結，無論是從維持兩岸關係還是外交的角度來看，都將使中華民國失去無形的資產。越是要強調台灣有別於大陸，反而越是要強調台灣比變更了國號的中國大陸更加「中國化」才是正解。
比中國大陸還要更中國
沈呂巡大使的發言是有邏輯可循的，因為中華民國的外交部在歷史上就可以追溯到1861年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中華民國海軍也可以追溯到福建船政學堂，而且沈呂巡大使的祖先沈葆楨就是這兩大段歷史的見證人。中華民國外交部不只見證了洋務運動的發展，還傳承了清朝與北洋兩代中國政府的榮光，何以有放棄的正當性？
從1842年的《南京條約》開始，到1943年的《平等新約》，所有清朝到民國與外國簽訂的條約，無論是平等的還是不平等的都被保存在台北。只有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有足夠的法理還有學術基礎，去解讀中華民族過去200多年來遭遇的各種屈辱與榮光。這不是中共拿下了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席位，就能夠輕易取而代之的。
過去多次與沈呂巡大使的接洽中，他深知強調兩岸在現實政治上互不隸屬的重要性，比如他多次強調中共與外國簽署的條約對台灣不具備法律效益，並強調中華民國應強化與美國退伍軍人之聯繫。甚至他還鼓勵國軍現役軍人穿軍裝參加雙橡園的活動，讓國際友人知道中華民國現實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隸屬關係。
但這是對待中共政權的態度，卻未必是對待大陸人民的態度。歷史、文化以及血緣上的連結，其實也可以是中華民國對抗中共時最強大的武力。除了強化與美國的軍事交流外，如何讓大陸人民相信有一天自己也能過上跟台灣一樣自由民主的生活更加重要。尤其是當中共對台灣蠢蠢欲動的時候，大陸反戰聲音的存在對台灣會有極大的幫助。
所以台灣不能妄自菲薄，因為中共佔有更大的土地與人口就放棄了自己還有代表全中國的機會。有些時候，不必因為來自對岸的抗議，就放棄了對大陸的話語權。就好像沈呂巡大使，他能透過對歷史真相的瞭解將崔天凱從美國二戰的官方紀念活動中趕走，成為代表中國紀念二戰的唯一合法代表，誰知道未來我們不會再有這樣的機會？希望沈呂巡大使不是絕響！
＊作者為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