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8月就要召開了，今年少了一些「懸疑」，因為調高已是確定，差者在幅度高低；工商團體也提前發聲，工總理事長王文淵已表達反對立場。企業界一味要求低工資的心態固然可議，但蔡政府誤把持續拉高基本工資當政績的思維，同樣不可取，更是一大錯誤。
工總上周發表「2018年工總白皮書」，針對年輕人低薪問題，工總認為政府必須解決；但對持續調高基本工資則表反對。王文淵說：「我反對政府插手基本工資，應該回歸到市場機制」，「基本工資是最低、最低的保障而已，不是提高就是照顧人民，提高了，反而可能導致年輕人失業」。
至於政府的態度，在小英總統說出她「有一個夢想」，基本工資能到3萬元後，官員紛紛要想方設法幫總統圓夢。依照目前官方釋出的訊息來看，今年基本工資調高幾乎已確定，特別是時薪可以由140元調高到150或160元，幅度是7%或14%，不論何者，相較過去的調幅來看，幅度都算相當大。
表面上看，當然基本工資越高越好，不僅要能保障勞工基本生活所需，最好是能讓勞工過得更富足；但正如大部份經濟政策都有利弊同時存在的衝擊一樣，調高基本工資的同時，也可能把「邊際勞工」洗出勞動市場，甚至淪入更無保障的地下人力市場。其機制就讓獲利低、附加價值不夠高的企業，因人力成本提高到在以負荷而倒閉退出市場，邊際勞工失業後，因本身所擁有技術的市場價值低於基本工資，難以找到新工作。
是不是調高基本工資一定會發生此事？未必，但可能性高，正反案例都有，既要視經濟景氣情況，又要看生產力提高程度。中國在高速成長的年代，省市時常1年就調高基本工資1成多甚至2成，美國西雅圖等城市幾年前也曾大幅提高基本工資，結果都未出現經濟學家擔心的失業率飆高等問題。
但也有不少國家因各種保護勞工政策「作太好」，讓勞工市場陷入僵化，同時拉高失業率。最近的案例是韓國，文在寅在去年一口氣把基本工資調高16%，今年1月生效後即出現後遺症，例如餐飲業減少3千多家，有些大型社區一口氣把警衛裁員超過一半。官方統計數字也，自今年初基本薪資調漲開始，失業人數逐月攀升，今年第1季度受聘的兼職勞工較去年減少約18.1萬人，零售、批發、餐飲與住宿等行業僱員少了大約9.8萬人，領取失業救濟金人數創新高。
遠一點的案例則是歐陸國家，比較同屬先進經濟體的歐美，美國對勞工保護寬鬆、裁員容易，景氣一變差失業率立刻飆升，如金融海嘯時失業率飆破10%；但景氣回春後，失業率也下降得快，如現在失業率已降到5%不到，而在高競爭的勞工市場中，美國生產力的提升速度遠高於歐洲。
歐洲則是碰到景氣榮枯，失業率的表現不會那麼「戲劇化」，但數字卻是長期偏高，如法國失業率幾乎都在10%上下，年輕人失業率到20%，去年以來雖然碰到號稱近10年最佳的全球景氣，今年其失業率仍在8.9%。經濟學家的分析是認為，法國的生產力成長中，有很大一部份是靠著把比較又沒有生產力的勞工，排除在勞工市場外而達成，這種對勞工良好的保護與高生產力，承受的代價就是高失業率，及把年輕勞工排除在外。
既然正反案例都有，同時也無人可確切知道、拿捏好適當的「均衡點」，因此對調高基本工資，政府的態度還是應該審慎、漸進，因為一旦調幅過高、過激進，把一堆邊際勞工「洗出」勞動市場，要再回頭就難了。
目前的基本工資為22K，從2011年的1萬7780元起算，調升幅度23%，最低時薪則從98元調高到140元，調幅42.8%，2者的調幅都高於同期經濟成長的15.45%；以現在的22K基本工資與平均薪資比較看，大概已達51-54%，至少符合國際上認可的50%標準。
再以整體景氣所言，蔡政府一直自誇其經濟搞得好，讓失業率下降到近18年新低，也許因此讓政府認為「有本錢」再次大幅拉高基本工資。但仔細看各項數據可發現，經濟不如政府自認的好，這從民間投資增加幅度、新增就業機會等數字都可看出，失業率下降有其它因素牽動。此外，這波經濟上揚靠出口拉抬，出口也是台灣薪資較高、較有競爭力的部門，拉高基本工資對其毫無幫助，但台灣創造就業數多薪資卻偏低、景氣亦不佳的服務業，則可能因所受創。
蔡政府上台後修勞基法、推一例一休的慘痛經驗猶未遠，國外又有韓國因激進調高基本工資引發的問題尚未解決，因此對基本工資再次調高，政府還是應審慎評估，即使要調亦應採漸進方式、避免過於激進。更切勿錯把調高基本工資當經濟政績，想藉此解決低薪問題，而不顧後果的一味拉高；過去台灣的經驗其實清楚說明：薪資快速成長的年代，基本工資不動如山；基本工資快速調高時正是薪資停滯的低薪年代，所以基本工資調高無益解決低薪問題。
而且，用常識想就知道，如果只靠一直調高基本工資真能解決低薪問題，全世界當無低薪之國、低薪之勞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