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以上資訊，關於目前台灣民眾在數位使用頻繁的時位產生的大數據，可以大致歸納出幾點：（1）國人日常行為，含社交生活、使用行為及消費行為的數據，極大比例流向國外的企業。（2）有了這些海量數據，國外企業針對台灣用戶的使用者體驗改善及行銷，空間愈大，愈有助於這些企業在台灣的經營，不僅增加外國企業的營收，更是助長這些企業橫向更多元服務的發展。（3）外國企業的縱向使用平台的改善，以及橫向擴大服務項目，導致台灣用戶對這些企業服務及商品的依賴度加深。簡而言之，外國企業比台灣人更了解台灣人。
這樣的情況，就一個國家而言，是否只是商業利益流向的考量？從國際的經驗看，卻可能有隱藏的政治層面問題。大數據的應用，也可能被運用在政治操作，劍橋分析事件就是一例，臉書被控5000萬筆個資外洩，遭他國濫用於惡意散播假新聞，於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干涉選舉；而臉書的個資問題，被認為是結構性問題，而非僅是單純的監督問題。如果臉書對於自己國家（美國）的選舉都能產生這樣的不可控制性，試問台灣民眾的數據掌握，若是處在以其他國家的企業為主的現實情況，是否更該歸屬於國家安全層面問題呢？
筆者建議，台灣民眾應多支持國內開發的本土軟體，讓國內的軟體業能有更好的發展機會，將數據留在台灣。當累積的數據量愈大，企業愈有機會依消費者習性的數據改善使用介面，消費者也就能擁有更好的軟體使用體驗；這不僅企業獲利，消費者也受益，因此產生的正向循環，帶動整體產業發展，才能帶給台灣的經濟直接及間接的幫助。也能讓一向以製造業為主的台灣，在服務業的領域能有更進步的空間，向產業結構的均衡推進。
對於政府部門，筆者有以下淺見，僅供參考：（1）台灣應該更加強國內各個領域數據庫的建置，更重視公私的統計部門。台灣的公部門有很好的資訊開放平台，提供數據及統計資訊服務，但是數據的種類及量有限，統計分析整合與國際資料庫對接方面，也顯貧乏。數據是數位時代的基本要素，有了數據及基本的統計分析之建構，才能在這基礎上提供更具應用性的多元發展；（2）加強資訊安全是“基礎建設”的認知。在現今的數位時代，資訊安全應歸屬於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提升國家的資訊安全，不僅加深國人的保障，更有助於商業環境的安定，促進國內外投資意願。（3）對於資訊安全的國家安全層面，台灣應有自身的定義與定位。台灣有其獨特的國際處境，台灣人民的資訊安全在國家安全層面，如果以國家安全的定義‘國家安全是為了保障國人及領土以免於外來的威脅’，以大數據時代以掌握數據為王道的時代，數據的安全及範圍應如何界定，也許台灣該有自己新的定義。
台灣之美在於社會的多元與包容。本文的目的，並非指國外的數位服務不安全，也並非認為民眾應拒絕國外產品，而是提供國人在大數據時代日常消費及使用資訊軟體時，多一個思考的層面，多多支持台灣本土的企業，給本土企業更多的機會。也希望對於政府的政策擬定與推動略有助益。
*作者為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