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往後10年間，農工兵階層對資產階級、對「反革命」的批鬥日益瘋狂。當時只有10來歲的中國作家、紀錄片導演徐星，在40年後，透過鏡頭重新追溯當年的瘋狂與傷痛，並在2007年推出《我的文革編年史》，不僅訪談荒唐年代的過來人，也記錄下自己的青春歲月。
徐星於1956年出生於北京，1985年發表的小說《無主題變奏曲》奠定他的文壇地位，更於2003年榮獲法國文學藝術騎士勳章，2007年開始，徐星將載體由文字轉為影像，推出了《我的文革編年史》，而後又於2011年拍攝《塵埃落不定》、2014年拍攝《罪行摘要》，今年也推出新作《臘月三十日到來》。首度赴台的徐星，主要是參加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21日以「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為題發表演說；同時徐星也接受《風傳媒》專訪，一談藏在鏡頭後的民族傷痛。
「文革10年 最深刻的記憶只有暴力」
徐星說，《我的文革編年史》基本記載了他的文革10年，都定型在這裡頭，這部片交待了社會上的情況，「我最深刻的記憶只有暴力」，正常邏輯來講，一個10歲孩子不該接觸到這麼多暴力，但當時整天看到的就是打人，而且是合法的，只要認定是敵人就可以打。
在過去的訪談裡徐星再三重申，暴力是癮頭、是毒品，對此他也說明，當時身為一個10歲孩子，剛開始看到時是特別的恐怖、害怕，但在看過一次、兩次後，後來儘管害怕，卻開始會去找哪裡抄家、哪裡批鬥，大家都會趕去看打人。他也談到，通常電影放映前都會有警語，警告有暴力內容，因為對孩子來說，他無法抗拒這樣的東西，「你又恐懼、又要看，這不是癮頭嗎？」
「合法暴力」概念 中國至今仍未完全消除
對於如此動亂的風氣，在經歷過的人之間型塑出什麼共通點？徐星認為，當時行使暴力是合法的，至今大陸人仍特別有暴戾傾向，在地鐵、公交車上，動不動就用肌肉來說話，但民間用肌肉說話只是表面的，背後的意義是，「合法的暴力」這個扭曲的概念、意識型態還未完全消除，並重大地影響了整個社會。
徐星也說，這個現象在文革後出生、現在的青年身上稍微好一點，但對經歷過的人來說，他們習慣了暴力，回應對於暴力的癮頭，他簡短卻有力地說：「要排毒，要排出去。」
排毒的工作，究竟要怎麼做？徐星認為，時間是個因素，但也可以人為加速，不過這牽扯到系統、體制還有文化等問題，就像化學物質造成的土地汙染一樣，聽說土地汙染100年都恢復不過來，而對文革的毒，徐星談起自己過去採訪一位農民時，問覺得文革的影響要多久才會消除？對方直接跟他說：「過不去，要下輩子。」
《我的文革編年史》片中，訪問了當年帶頭批鬥人的作家徐曉，以及被批鬥的詩人劉自立，而這兩人多年後也和好、成為朋友。談到這樣的友情形式，徐星說，這2個人都已經是所謂的公共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少年時期都可以做到比較深刻的反省，「我覺得他們今天這樣的態度也很正常，如果沒有這樣基礎的價值判斷，怎麼能被稱做知識分子？」
「文革的荒唐、扭曲、反人類、反自然是顯而易見的」
徐星認為，這對他們來說早就過去了，文革的荒唐、扭曲、反人類、反自然是顯而易見的，就像1976年，中共會主導文革結束，也是政權裡也有人意識到，再這樣下去會完蛋、危機會爆發，會變成統治不了，所以文革結束，過去的黑變成白，過去的白變成黑。
而在農工兵階層的態度，徐星指出民間是參差不齊、比較複雜的，比方說有些底層的人會懷念文革，覺得是毛給了他們發言權，在那時他們地位是高的，但到了今天的主流社會則喪失了話語權，不過他強調，大多數人都是對這個荒誕不經有些反省，只是程度不同。
2008年，徐星接受中國媒體《南都週刊》採訪時曾說，找不到任何一個當年的加害人，如今在10年後他表示，當年受訪時沒找到，後來才終於有找到2、3個人願意坦承自己做過壞事、把人打死了，這會收錄於目前已在收尾階段的新片裡，「我覺得他們可以在我的鏡頭裡懺悔，那是很真誠的、不是皮毛意義上的懺悔。」
徐星談到，除了受訪時懺悔的，也有公開在媒體上懺悔的。2013年，來自山東的張紅兵在媒體面前公開坦承，他在1970年，只有15、16歲時舉報了自己的母親，導致她遭到槍決。
「這是顛覆人倫的事。」徐星的語氣沉重，被問起怎麼看待張紅兵的懺悔，徐星沉默了數秒，最後抬起頭來反問：「你覺得呢？他的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