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羅（Elizabeth Low）曾於1980年代在新航工作。她說，許多女性認為能擔任此角色是莫大榮幸。
她說：「你決不能懷孕，沒有人對此憤憤不平。大家都知道，為了事業，你必須犧牲家庭生活。」
「新加坡企業管理學院」的一篇報告稱：「新航的商譽，以及由此帶來的職業自豪感，讓其招聘過程出現高度篩選。」
報告說：「每次招聘約有10%申請人成功受聘，並被送往培訓，踏上成為新加坡女郎的第一步。」
2011年，入職新航不到兩年的孔麗婷（Ashley Hong）因為懷孕而離職。
雖然她認為為安全起見，懷孕的乘務員應該停止飛行，但她盼望當時能選擇留在公司。
孔女士說：「我以為當我們找上這份工作的時候，大家心知肚明這份工作有它的限制，而且有個限期，就是當你懷孕的時候。」
「當你明知到結果會是這樣，也就沒任何空間給你覺得不開心。」
公然的性別歧視
新加坡婦女行動及研究協會（AWARE）過去十多年一直對此提出異議。協會表示接到了被迫離職的機組人員投訴。
AWARE執行董事林淑美（Corinna Lim）對BBC說：「新航要求員工懷孕後辭職的行為絕不能接受。這是性別歧視。」
「即使這在某程度上是合法的，這樣做還是明顯地違反了新加坡既有保障妊娠法規當中，讓母親們追求事業，自力更生的精神。」
新航曾在2010年宣稱，要求懷孕乘務員辭職，是因為「工作的體力需求意味著我們所有乘務員都得有良好體格，以執行職務」。
《海峽時報》當時引述新航的回應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僱主，我們不敢想象把懷孕乘務員和她們尚未出生的孩子置於險境。」
「我們的乘務員簽訂的是五年合約，而非長期受聘，女乘務員僱傭關係在懷孕三個月之後終止是基於上述原因。」
行業組織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對BBC表示，組織並無此方面政策建議，因為「這是個別企業的HR（人力資源）政策」。
沒有其他主要航空公司要求懷孕機組人員辭職；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卡塔爾航空（Qatar Airways）與澳大利亞航空公司（Qantas）均向懷孕空勤人員提供地勤崗位。
香港的國泰航空員工「可選擇轉職帶薪地勤工作，或申請無薪休假，直到法定產假開始為止」。
國泰航空表示：「休假結束之後，當空勤人員成功通過相關安全培訓之後，便可重返飛行職務。有關政策已存在超過10年。」
林女士仍然對新航有關乘務員外表的規定憂慮不已。其中，有關身體質量指數（BMI）的規定幅度「或會進一步限制所有人——無論是否產後歸來的母親——的機會，只要她不能符合公司標凖」。
新航回應稱，該公司「對所有空勤人員（實施）相同的打扮標凖」。
時移世易
2021年，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稱，該國計劃將其職場歧視指引莊嚴地寫進法律。
李顯龍說：「哲學上，把指引寫成法律茲事體大，表明我們不會容忍職場歧視行為。」
他還說將設立審裁處，仲裁涉及性別、國籍、年齡、種族、宗教與殘疾的歧視問題。
陳律師說：「近年職場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迫使組織內徹底反省哪些政策能讓人接受。」
「這很大程度上是人才爭奪戰的副產品，企業競相吸引能者為其效力。」
胡佩珊目前在醫藥企業工作。她歡迎這些改變。
她說，因為懷孕，她錯過了新航每任滿五年發放的1.5萬新加坡元（1.1萬美元；7.73萬元人民幣）獎金。
胡女士說：「幸運的是我的父母與公公婆婆給我很大支持，沒有的話可糟了。」
「新航可是國家航空公司，很應該支持有年幼孩子的女性。要是有更好的支援，我也許還會留在那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