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華府接洽美援及採購物資的單位是世界貿易公司（Universal Trading Corporation, UTC），但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和經濟援助迅速增加，世界貿易公司功能已不敷使用。宋子文認為擴大美援及中美合作的機會來了，1941年初，他重組世界貿易公司，成立了一個中美合資的新機構：中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CDS，簡稱「國防供應公司」），目的是「在羅斯福總統身邊組建援華人士，以確保美國援華政策切實滿足中國的需要。」國防供應公司（CDC）績效顯著，很快成為國民政府在華盛頓的有影響力的機構。
成立國防物資供應公司和中國遊說團
宋子文很清楚，進入華盛頓權力中心的最佳途徑是透過美國名人的人脈網。他請到羅斯福總統的舅舅德拉諾（Frederic A. Delano）擔任國防供應公司董事長，董事會成員多是極具影響力的美國人，例如：Claire Chennault（陳納德）、Joseph Alsop（著名媒體人）、William Youngman（著名律師）、Thomas Corcoran（著名律師、羅斯福總統顧問）、William Pawley（飛機制造商，協助組建飛虎隊）等美國官員和成功商人。通過這個嚴密的網絡，宋子文迅速把他的影響力擴展到了白宮、財政部、陸軍部和其他美國政府機構。
國防供應公司和華府上層的聯絡以及和美國各部門間的協調，包括每一次物資的申請、交貨、統計、乃至裝載運輸，宋子文都親自參與或督導，運作效力強大，連美國人都質疑其影響力過大，將危及美國控制軍援的主導力；因為陸軍部對CDS提出的清單，幾乎是予取予求，「陸軍部在援華問題上所起的作用，已降為填寫宋子文和居里草擬的訂貨單了。」同盟作戰後，1942年6月，美國成立軍需分配委員會（Munitions Assignments Board）負責租借物資之批准及分配後，國防供應公司由主角轉為配角，但協調與轉達的功能仍在，尤其在獲取運輸設備以提高運輸能量、協助開闢駝峰空運航線、加強中國國內運輸、為儲存在印度的援華物資建立清冊、協助提供醫療供應各方面，都起了相當的作用。
建立和美國政軍高層的私人管道
宋子文還與美國政府領導高層建立私人聯絡管道。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他和美國政軍高層私交的情形。1941年11月，蔣介石聽聞日美外交談判有可能即將達成協議，美國將做出妥協，解除對日經濟封鎖。蔣期期以為不可，急電宋子文，囑宋盡速聯繫對日態度強硬的海軍部長諾克斯、戰爭部長史汀生等人，正告他們切不可放鬆對日封鎖，即便只是消息走漏，都將嚴重影響中國軍心。
宋子文立刻找到海軍部長諾克斯求證。諾克斯率直地告訴宋：事情和表面看來的正好相反，其實美日即將開戰。因為，赫爾國務卿對日提出的和解原則是要日本徹底改變其政策，包括脫離軸心同盟，這些條件日本絕不可能接受，更何況日本才剛剛和軸心國續訂5年之約，焉能立即取消？諾克斯說：「日本切腹之時不遠了！」如此機密的訊息，諾克斯毫無保留的和宋子文分享，兩人交情可見一斑。
從宋子文檔案中可看出，他不僅和財政部長摩根索、總統顧問霍普金斯、居里等經常聯絡，和羅斯福總統亦有直接溝通的管道。宋子文使美3年，至少有9次和羅斯福總統就東南亞戰場及中美合作事務深度交談。
與此同時，宋子文擴大了華盛頓和重慶間的軍事合作。1941年7月，應宋子文請求，美國政府同意在重慶設立美國軍事顧問團（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MAAG），這個舉措明示美國堅定支持中國抗日作戰，提振了中國軍民的士氣。同年8月，美國政府批准價值約6億美元的軍事裝備給國民政府。1943 年，宋子文協助建立中美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透過這個機構，美國和中國的軍事情報人員攜手在日本占領區開展情報活動。
宋子文也提升了中國在盟軍中的戰略地位。他代表蔣介石參加盟軍高層會議，力爭中國的尊嚴與利益。宋子文檔案顯示，他多次與邱吉爾、史迪威辯論，駁斥他們對中國的誤解。他還為蔣介石對於盟軍發動反攻緬甸的軍事戰略辯護。宋子文也說服盟軍同意把中國作為未來遠程轟炸日本的戰略基地。
「有宋子文在的地方，就有希望」
宋子文在華府屢建奇功，然而，他在美國的特使工作卻因史迪威而叫停了。
蔣介石與史迪威不睦，從1942年夏第一次滇緬戰史迪威敗走印度後，蔣就想換掉史迪威。宋力勸蔣以大局為重，務必「萬分忍耐」。138蔣介石認為史迪威傲慢無禮，特別是在收復緬甸及對待延安共黨這兩個議題上，蔣、史兩人有強烈的爭執。隨著蔣介石對史迪威的惱怒加重，宋只好遵命想辦法遊說羅斯福及美軍高層，撤換史迪威。
這個任務可不簡單，宋子文一直尋思一個不得罪白宮及美國軍方的說辭。1943年8月，機會來了，盟軍總部任命英國海軍上將蒙巴頓（Louis Mountbatten）出任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指揮官。宋子文藉著這個機會，9月15日覲見羅斯福總統，提出建議：東南亞戰區既已指派蒙巴頓將軍為最高指揮官，那麼，史迪威將軍就沒有必要繼續作為東南亞戰區（特別是緬甸）的盟軍指揮官，以免角色重疊。此時宜以熟悉中國－緬甸－印度戰場的中國將軍取代史迪威，將更能輔助蒙巴頓，發揮作戰效果。
美國將召回史迪威；中、美雙方將建立一個包含中國在內的聯合參謀團；國民政府將參與反攻緬甸戰役。
羅斯福接受了宋子文的提議，同意撤回史迪威。
1943年9月29日，宋子文給蔣介石發了一則祕密電報：
我剛剛和羅斯福總統談論一些重要事務。請允許我回到重慶以後向您報告細節。以下是簡要的總結：
1. 中國戰場不會發生變化，將繼續包含越南和泰國。
2. 中國軍隊開進緬甸將不會引起任何不滿。
3. 無論如何，史迪威將軍將被召回。
4. 羅斯福總統正在考慮成立一個太平洋聯合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總部設在華盛頓。中國將是其中一員。此事請允許我回國後再同您細談。
5. 根據我的提議，中國戰場將得到重組。
宋子文先陪同蒙巴頓到印度履新，於10月中旬回到重慶。然而，宋子文做夢也想不到，僅僅兩週時間，蔣介石竟然改變主意，決定收回成命，留下史迪威。
10月18日，蔣介石約宋子文共早餐，席間，蔣告知宋，考量「中美關係與戰局影響」，他決定不撤換史迪威，願「再予以共事最後之機會。」宋子文不敢相信，他在美國竭心盡力，為召回史迪威用盡了一切關係與資源，終於說服羅斯福同意，接任人選也有了共識；現在蔣突然改變態度，簡直是對他莫大的羞辱和背叛，他在華盛頓的信用何存？顏面何在？宋對蔣說：「你又不是野蠻人，怎能說話不算話？如此出爾反爾，我沒有臉面再回到華盛頓！」
蔣介石惱了，氣得「摔破飯碗，大怒不已。」拍桌斥責宋子文，並叫宋「滾蛋」。宋子文也氣急了，立刻站起來，重重甩門而去。兩人吵架動靜甚大，站在外面的侍從人員都嚇了一跳。
蔣介石不但叫宋子文滾蛋，當天下午，宋子文以外交部長身分陪同盟軍東南亞戰區總司令蒙巴頓來見蔣介石，蔣介石還在樓上不肯下來，堅持要宋子文離開，他才下樓與蒙巴頓見面。蔣宋兩人的爭執變成了公務上的決裂，而這一決裂使得宋子文在家閉門不出，形同軟禁，不能參加官方活動，也不能回到美國，更直接影響到宋一手安排、召開在即的開羅會議。
衝突過後，蔣介石數次在其日記嚴厲批評宋子文，稱其為了讓史迪威離開中國，「自私至此，實不能再為赦宥，如不速去，則黨國之後患將不堪設想矣」，又批評他「橫暴愚詐」、「令人憤怒厭惡」。其實，召回史迪威主要是蔣介石的意思，宋只是奉命執行。
有理說不清，宋子文一籌莫展，萬般無奈，最後還是吳國禎說服宋子文對蔣低頭認錯，再加上宋美齡及孔宋家親屬從中周旋，郎舅間的衝突才有了戲劇性的結束。1943年12月23日，宋子文以極謙遜委婉的方式寫了封類似「悔過書」的私函給蔣介石。函件開頭就說：「兩月以來，文獨居深念，咎戾誠多，痛悔何及。竊文之於鈞座，在義雖為僚屬，而恩實逾骨肉……。」
如此婉轉動情的文字，終於打動了蔣介石，蔣在「親屬與內子之懇切要求，並為慰岳父母之靈」的考量下，同時「為其西安共同患難之關係，准予相見，以示寬容。」1943年耶誕夜，蔣介石在孔祥熙宅與宋子文見面，並允許宋參加1944年的新年團拜。宋子文這才得以露面，恢復公務活動。
蔣介石在「去史」這件事為何一百八十度改變，推翻自己的決定呢？首先，宋美齡和宋靄齡介入，為史迪威緩頰。根據史迪威自述，從10月13日至18日間，宋氏姊妹和他談話10次，勸他放下身段，向委員長道歉，並保證不再犯，委員長才有可能原諒他。史迪威照辦了，蔣介石也立刻放軟態度，原諒他，並願再給他一次機會。此外，方德萬（Hans van de Ven）推測，比起史迪威，蔣介石更不願把軍隊交給英國將領；如留下史迪威，至少維持美國在盟軍東南亞司令部的影響力不變。還有一種可能，宋子文這幾年主導對美外交，雖然成績斐然，但宋也因此增強了他的勢力和影響力，蔣或許也想趁機削弱宋子文的力量。
不論如何，宋子文在美國的這段光輝經歷，顯示出他把「特使外交」發揮得淋漓盡致，以他的機智與努力，巧妙地為中國遊說，爭取中國的權益及尊嚴。當時駐英大使顧維鈞曾點出宋的竅門：宋了解美國，策略運用正確，才得以提高中美互相理解以獲取美方同情和支持。顧維鈞指出，中美兩國的利益並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大部分摩擦是出於解決問題的方法和理念的不同。而宋子文懂得這一點，鍥而不捨地致力消除這樣的誤解，因此而獲得顯著的成績。羅斯福顧問霍普金斯曾對羅斯福表示：「有宋子文在的地方，就有希望在。」
美國著名作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W. Tuchman）指出：「宋子文是當時最不受困擾、最不屈不撓的說客。他利用各種可能的管道，包括詹姆斯．羅斯福（James Roosevelt）、麥克雷（Archibald MacLeish）及其他無數受其強力說服力所打動的人，上至總統本人——這些人幫助他把他的呈函用盡各種方式、在各種情況下送到總統的眼前。」
附帶一提，宋子文在1943年秋返回重慶後，中美關係開始惡化。1945年8月羅斯福過世，宋子文頗為震驚與憂慮，他向顧維鈞表示，未來中國代表團在美國的工作必將更加艱難，他花了將近4年的時間培養出和羅斯福及華府政要的關係，如今突然要面對一個新總統，中國可能得重頭來過。不幸的是，後來的發展正如宋子文所料，中國未能和杜魯門政府建立起同樣的友誼及信任，華盛頓和重慶之間的誤解和緊張逐漸加重，最後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
＊作者肖如平（浙江大學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林孝庭（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東亞館藏部主任），鹿錫俊（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陳立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教授、圖書館館長），本文選自《重探抗戰史（三）：抗戰與中國之命運》（郭岱君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