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指出，江澤民在外國政治人物眼中的形象可謂「風趣健談」，在歷來不苟言笑的中國領導人中算是一個異數，因為他是一個「會引用林肯名言、承認喜愛好萊塢電影、會即興唱起貓王歌曲的共產黨人」。BBC也說，江澤民樂於展現自己的音樂造詣以及語言天份，曾在訪美時當眾唱起京劇，他也曾與美國知名記者華萊士（Mike Wallace）在專訪中談笑風生，這段經歷在他斥責香港記者只知道「炒個大新聞」時也被拿出來比較，說「華萊士比你們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你們（香港新聞界）有一個好，全世界跑到什麼地方，你們比其他的西方記者跑得還快，但是問來問去的問題呀，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簡單、太幼稚）」。
江澤民因為老年面相與厚重眼鏡被戲稱為「蛤蟆精」或「江蛤蟆」，尤其他當眾怒斥香港記者的影片，被網友認為是欠缺領袖風度的明證，網路上甚至出現「膜（拜）蛤（蟆）文化」的迷因。不過現居美國的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指出，「膜蛤文化」後來成了中國人的黑色幽默，用以緬懷江澤民時代的笑料與相對寬鬆的言論環境，年輕人甚至認為「一個喜怒均形於色的總書記才有血有肉有活力，與面容刻板不苟言笑的胡錦濤相比，顯得有煙火氣；與刻意追求『偉大、光榮、正確』的習近平相比，要可愛且有親切感」。「蛤蟆」變成了年輕世代口中的「我蛤」，他們甚至以「蛤絲」或「膜法師」自稱。
《紐約時報》則說，江澤民在擔任中共總書記的13年中，除了擊敗一個又一個的政敵，有效領導鄧小平開啟的資本主義轉型更是的標誌性成就，中國可說是在他的任內成為一個製造大國、並且跳進全球化的洪流。即便他在胡錦濤當政後雖然拖了兩年，最後還是讓出了軍委主席的位置，不過江也保留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力。「江派」或「上海幫」（江澤民曾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黨內勢力，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舉足輕重—直到「習派」人馬在二十大全面掌握權力為止。1991至1995年出任美國駐華大使的芮效儉（Stapleton Roy）表示，江澤民「很清楚如何在中國的政治叢林中穿行，他絕不是簡單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習近平被認為是江澤民隔代指定的領導人，因此江的意見被認為在黨內具有極大份量。江澤民2013年會晤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時，則表示習近平是一個「強勢領導人」。不過與習近平與美國展開「新冷戰」相比，《紐時》說江澤民似乎認為「中國若與美國為敵，將無法保持長久繁榮」，並將江澤民稱為「一個實用主義者」。因此即便「六四」為美中關係「留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但江「始終優先考慮與美國的關係」。亞洲協會中國中心的克里斯多夫・強生（Christopher Johnson）說：「江澤民知道怎樣根據需要，隨時打開或關上反美的開關。」
對於天安門事件與鎮壓法輪功等斑斑劣跡，史丹佛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吳國光對《美國之聲》表示，江澤民是一個「共產黨政權的維持者」、「作為一個大腐敗者，作為一個鎮壓者。他對中國民眾的要求，一邊進行愚弄，一邊進行鎮壓。」中國民運人士魏京生則形容江澤民是「共產黨的救命恩人」，因為在經濟方面他使中國擺脫了六四以後受制裁的狀況，又是49年中共建政以來第一個和平交出最高權力的人，「但是對於老百姓來說，對於民主來說，他還是一個標準的共產黨。」
雖然新華社所發的訃聞稱讚江澤民「堅定支持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但吳國光指出：「在江澤民的時期，我們看到中共的政權、中共的官員腐敗是非常嚴重」、「我想也是因為他要收買共產黨的精英」。他認為江澤民通過經濟改革開放穩住了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也使政治精英可以通過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發財，結果使他們強烈認同這個政權。「在江的時期，由官員的，個別官員的腐敗發展成大面積的高層的、中層的，乃至底層的官員家族的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