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國共之間一直都有「誰是抗戰主力」、「誰領導抗戰」之爭。本研究顯示，國軍在正面戰場與日軍對敵，奮勇作戰，置死生於度外，犧牲慘重，可歌可泣；但是，廣大的日軍占領區內的敵後戰場亦不能忽視。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大幅擴張，是不爭的事實，但不可否認，中共在敵後的發展自有其獨到之處。
抗戰一開始，中共就找好了自己的定位——既然國民黨當家做主，共產黨就不必為正面戰場負責，而應專注發展敵後根據地。毛澤東那套「避實趨虛」的游擊戰法相當有效，整個抗戰，中共堅守「蔭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原則，在農村落地扎根。
事實上，中共在根據地十分艱苦，生活物資缺乏，還要時時面對日軍或偽軍的掃蕩，1937到1943年這6年的發展其實有限，尤其是1941到1943年這兩年，日軍嚴加掃蕩，中共吃了不少苦頭，人數多有減少，甚至不得不販賣鴉片以維持生計。但是，上天在1944年給了中共一個大禮——「一號作戰」。日軍傾巢而出，試圖打通一條通往南洋的交通線。國軍節節敗退，中共就趁機向國軍撤退的地區擴張。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共就是這隻幸運的黃雀，短短幾個月，共軍增加了約30萬兵力，收復16座縣城，8萬平方公里土地，以及1千2百萬人口。國共勢力此消彼長，從此改觀。
國軍在敵後也曾擁有龐大的游擊部隊，後來逐年減少，大多是來自國軍自身的原因。國軍的游擊戰並未充分和地方人民結合，也未能動員群眾，而是始終把游擊戰拘泥在正規部隊的框架中，視游擊戰為正規作戰的輔助角色。觀念錯誤，戰略戰術自然就有偏差，結果游擊戰在敵後屢屢失利，與地方關係亦不佳，後來軍事委員會乾脆裁併游擊隊。國軍在敵後戰場，戰略、戰術都不如共軍，還自斷手腳，空出來的地盤幾乎全被中共接收。
當然，正是有國軍在正面戰場奮不顧身地抵抗日軍，才有所謂的敵後戰場；沒有正面戰場，就不會有敵後戰場。正面戰場上，中日雙方動輒數萬、數十萬，鏖戰數週、甚至數月，死傷極大；而敵後戰場大多數是幾百人、千人的戰鬥，打不贏就跑，兩者之間的規模實不可同日而語。
抗戰時最大的缺憾，是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未能精誠團結，協力對抗日軍。在敵後戰場，雖有極少數國共合作無間的例子，但中共集中一切心力資源，發展自己的根據地，極少支援或配合正面戰場的作戰；每次國軍一撤退，共軍就緊隨著接收空出來的勢力範圍。
問題還不止這些，國民政府（國軍）全力對抗日軍，作戰開銷非常龐大，中國東面的精華區都已淪陷，稅收是個很大的問題。中央政府不得不提高糧稅及勞務，造成後方人民極大的負擔，再加上當時通貨膨脹異常嚴重，底層人民生活艱苦，甚至發生饑荒（例如 1942年河南大饑荒）。這種情況下，國民政府容易引起基層人民的怨憤（「水旱蝗湯」就是一例），致使國民黨漸失民心。
反觀中國共產黨，沒有正面作戰的負擔，也不需為守衛及治理城市分心分力，專心在農村建立政治組織，同時進行土地改革。貧困農民在土改中獲得土地，自然認同共產黨。是以，中共在抗戰中不但建立了一個個根據地，壯大了軍事實力，更贏得人民認同，擴大了社會及政治方面的影響力。
抗戰結束時，國共關係以及彼此的實力都轉變了。共軍已有百萬之眾，統治了近億人民，還得了民心的支持，已有足夠實力跟國民黨分庭抗禮。中日戰後不久，內戰爆發，中共取得最終勝利，國民黨黯然退出中國大陸。
蔣介石為何贏了抗戰卻輸了江山？這是個複雜問題，原因是多方面的。
當時的中國無力應付現代化的戰爭
蔣介石及國民黨將領從未經歷過陸海空三棲的現代戰爭，戰爭所需要的條件，軍隊、武器、糧食、運輸、人才、藥品，還有支持這些消耗的農工業等等，在中國都不存在；更何況，中國當時還不是統一的國家。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時，陳誠就坦言，「中國軍隊不具現代軍人資格」，無論是官兵素質、武器裝備、組織訓練都還在殖民地時代的落伍階段，高級將領更是不學無術，根本沒有能力來領導這場戰爭。
敵強我弱，蔣介石領導國民政府還是義無反顧地扛起抗日的擔子，傾全國之力，勉強去打一場超出其能力的大仗。然而，血肉築起的長城，抵禦不了無情的砲彈，八年下來，耗盡了國民政府的軍力、財力、物力，最後雖然勝了，卻是慘勝——民窮財盡，社會、財政、經濟、交通運輸，方方面面都千瘡百孔，元氣大傷。
1. 國民政府為抗戰抽取資源，失了民心
武漢失陷，中國稅收困難，國民黨在大後方不斷加稅、抽壯丁、實施焦土戰等等，這些粗暴、竭澤而漁的措施，弄得人民活困苦，怨聲載道。抗戰勝利時，蔣介石本人的威望達到了頂峰，但國民政府的政治及社會根基卻已崩壞了。
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應敵，以農業社會的國力去打一場現代化的戰爭，屢戰屢敗，自不意外。中國人民也同仇敵愾，願意毀家拋業，支持政府抵禦外侮；但國軍一再潰敗後撤，時間久了，難免民心漸失。反觀共產黨，在敵後經營根據地，與農民打成一片，贏得民心，奠定了抗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的基礎，更預定了共產主義的興起。
2.勝利來得突然，國民政府因應失措
日本宣布投降，國民政府有些措手不及，接收與復員工作都沒準備好，匆促執行，問題叢生。例如，在大後方的黨政軍官員歷經8年抗戰，驟然勝利，不覺忘其所以。回到原來的淪陷區，便開始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把淪陷區的居民視作日本走狗，推行諸多不妥措施，導致極大的混亂和不滿。
此外，國民政府的根基原在中國東南各省，得到在地菁英士紳的支持。抗戰初起，這批菁英士紳隨著國府撤到大後方，等到戰後復員回到故鄉，發現戰亂侵洗以及中共土改，一切都變了；滄海桑田，原有的經濟基礎沒了，原來的社會結構垮了，國府又無力幫助他們，失望無助之餘，他們很快地從國民黨的支柱轉為中共的支持者。
國民政府在勝利後迅速由盛轉衰，短短幾年就在內戰中失敗，蔣介石未料到自己會失掉政權，毛澤東也沒想到真能打敗國民黨。然而，以上分析顯示，國民黨失敗的因子早在抗戰期間就埋下了。1945年日本投降時，舉國歡騰，殊不知中國的社會結構已然崩壞，民心已向共產黨傾斜，再加上其他原因，例如：蔣介石誤判情勢及內戰中戰略、戰術上的失誤、美國臨時抽腿走人、蘇聯或明或暗扶植中共等等，蔣介石無力回天，只得悵然敗走台灣。
戰爭對中國社會及中華民族的深層影響
抗日戰爭對社會層面的影響更是深遠；抗戰顛覆了傳統中國的政府、社會與人民間的關係。數千年來，天高皇帝遠，中央政府的決策很少直接影響到下層人民；但抗戰幾乎把中國社會結構翻了個面，數千萬人流離遷徙，數億人的生活常態被破壞，深刻改變了個人與社會、人民與政府間的關聯。戰爭拉近了人民與政府的關係，人民也期待政府的保護和照顧，中國社會再也回不去那種「帝力於我何有哉」的時代。
除了政府與人民關係更加緊密外，抗戰也造就了「中華民族」。日本侵華促成了中國民族主義崛起，鬆散的中國首次團結起來，共禦外侮。此外，中央政府西遷重慶，打破數千年來中國政經文化重心在華北、華東的狀況，西南的川、滇、黔首次踏上舞台中央，成為教育文化、政經軍事中心，同時帶動了西部及邊疆的開發建設。
此外，經過抗戰，才有真正的統一中國政府。戰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號稱「中央」，但實際掌控的僅有長江中下游的6個半省；雖然當時各地方部隊都隸屬「國民革命軍」編制，通稱「國軍」，其實並沒有一個國家化的部隊。是8年瀝血抗戰，才逐漸孕育出統一中國政府的概念。弔詭的是，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及政府抗日，付出巨大心力與犧牲，卻無意間為中共鋪平了在1949年取得整個中國的路，國民黨及政府在內戰中輸個精光，最後收穫成果的是中國共產黨。
日本侵華帶給中國人民巨大深刻的傷害，數千萬生命損傷，數不清的家破人亡、骨肉分離，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命喪異域的遠征軍……這些創傷與記憶至今猶存。遺憾的是，抗戰勝利未帶來和平，短短一年內，國共內戰，兵戎再起，江山不久易主。韓戰接著爆發，亞洲及歐美也被扯進冷戰的對峙，鮮有寧日。
方德萬研究國民黨抗日戰爭發現，面對頑強的日軍，雖然國軍的戰績實在不行，但他們英勇奮戰的行為卻比預期要好許多；特別是武漢戰後到珍珠港事變這3年多與日軍相持期間，沒有外援，孤軍奮戰，竟能撐持下來，實屬難得。他們如此奮不顧身，是為了國家民族未來的願景（vision）而戰。所以，方德萬指出，那些以為中國戰場在輝煌的太平洋戰爭中微不足道的論點，是錯失了重點。
英國學者米德（Rana Mitter）也有同感，米德以西方歷史學家的角度重探中國抗戰，指出：中國為二戰作出了巨大犧牲奉獻，卻因各種原因而成為被西方「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他呼籲學界重視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貢獻，以及對中國抗戰史的研究。
的確，抗日戰爭對中國、日本、亞洲，乃至世局都有深遠影響；它喚醒了中國民族主義，造就了真正統一的中國，改變了中國人的社會結構與關係、重塑中國人的世界觀；直到現今還影響著兩岸、中美、中日複雜矛盾的關係。
研究歷史為我們帶來深刻的省思，我們也能從中習得不少教訓。日本當年的敗局顯示，當國家操控在一群既無理性又無擔當、只會在豪言壯語中虛張聲勢的官僚手中時，會帶給人民慘重的深災巨劫。二戰中的日本，在中國及太平洋戰場都犯了戰略上的錯誤，但他們還是有機會來修復錯誤的；遺憾的是，那些軍政財商上層大多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內心明白錯了，但為了自己和所屬團體的利益，還是選擇隨聲附和或是保持沉默，結果集體走向災難。
重探抗戰史，讓我們明白，不論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戰爭，戰爭都是死傷慘重、生靈塗炭的，而且人民永遠是最大的犧牲者。無論以什麼理由將一個國家，或數個國家推向戰爭，無論最後結果如何、獲得多大的勝利，都換不回過程中人們流的血與淚。是以，任何國家的主政者永遠都是國家和平與安危的第一責任者，他（她）必須負責任、維護和平。
探究歷史不只是試圖還原過去，我們也希望藉此思索台灣、中國以及東亞和世界的未來。因為，我們在探索過去的同時，其實是在為今天及未來尋找答案。
＊作者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本文選自《重探抗戰史（三）：抗戰與中國之命運》（郭岱君編，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