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富士康連續發生工人集體逃亡事件，並在本周出現與警察和防疫人員的暴力衝突。時評作家長平認為，鄭州富士康工人的行為不是有制度性保障的罷工示威，而是更類似於兩百年前的奴隸逃亡與暴動。
當富士康鄭州園區的工人離開工廠回家的時候，他們不是在罷工，而是在逃亡。
如果工作環境艱苦，勞動報酬不合理，現代工人通常會組織罷工來表達抗議，由此獲得談判籌碼，和資方討價還價。什麼樣的勞動者完全顧不上、或者根本不可能跟老板談判，也不想結算工資，甚至不讓老板知道，一心只想著從勞動場所逃離呢？那就是奴隸。
在人類奴役史上，從頭到尾都能看見奴隸們個體或者集體逃亡的血淚之旅。
一個月前，多個鄭州富士康工人逃離工廠、徒步返鄉的視頻和照片在社媒平台上傳播。視頻中可見，逃亡者中有些帶著行李衣物，有些兩手空空，沉默地行走在高速公路邊，還有人鑽過路旁鐵絲網進入雜草叢生的荒郊。
不少善良的當地民眾在路邊放置礦泉水和點心，供逃亡者免費取用。在政府冷漠無情的“清零”政策之下，這些畫面讓人感覺到無限的溫暖，獲得無數贊賞。
然而，我幾乎沒有看到有人關心這些工人是否領到了應有的薪酬或者合理的補貼，他們來不及帶走的私人物品怎樣處理，廠方沒有按照承諾提供工作條件是否應該賠償等等。正如十八世紀的美國維吉尼亞州，人們倘若能夠幫助種植園的奴隸逃亡，就已經感天動地了，哪裡還會去關心這些奴隸的勞動是否得到合理的薪酬，有沒有可能去向拘押和奴役他們的種植園主討回公道？
當時，在更廣大的社會面上，逃亡奴隸得到的幫助微乎其微，更多是對他們的圍追堵截。奴隸的主人可以登報廣告，懸賞追捕逃亡奴隸。在美國南方的蓄奴州，在法律上奴隸屬於奴隸主的私人財產。而在北方的自由州，1850年還通過了協助緝捕逃亡奴隸的法案。
所以，並不奇怪的是，當鄭州富士康工人在本周再次大規模出逃的時候，“大白”和警察出現了。他們以“防疫”為名，阻止工人們回家。據報道，11月22日晚，一群員工聚集在大門口，想一起衝出富士康園區，與保安和警察發生了暴力衝突。當局調來大量警察、特警，以催淚彈和高壓水槍進行鎮壓。
這並不是現代工人在示威抗議活動中與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的衝突，而是更類似於歷史上屢屢見到的奴隸暴動。
富士康，只有聲明和承諾是不夠的
盡管富士康一直從中國沒有罷工權利的現代奴隸制度受益，但是在這兩次工人逃亡和暴動的事件中，“蓄奴”意願更強烈的似乎是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的“清零”防疫政策早已經脫離科學和醫療的軌跡，轉化為數碼化的當代奴隸制。在十多年前，《南方周末》等中國自由派媒體熱衷於討論“臣民”與“公民”，倡導從“臣民社會”過度到“公民社會”。疫情下的中國民眾，顯然沒有古代臣民自由。
中共二十大前夕發生的北京四通橋抗議事件中，抗議者彭立發/彭載舟發布的抗議口號中，也一針見血地喊出“不要封控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起來，不願意做獨裁者奴隸的人們”。
每一個中國人都被戴上了數碼電子鐐銬（健康碼），全社會到處都是電子柵欄（健康碼查驗點）。富士康這樣的制造工廠，因為要配合中國政府的現代數碼奴役制度，延誤了最新蘋果手機的出產，還博得了社會公眾的同情。
在10月份發生的工人逃亡事件中，據媒體報道，富士康內網連發三條通知，稱對自願留在公司廠區的員工和意願返鄉員工分別進行了保障安排。不過，從這些通報中，沒有看到任何關於逃亡者領取薪酬及其他勞工權利申訴的內容。幾天之後，網上傳出鄭州富士康把逃亡者的私人物品大規模垃圾化處理的視頻。
本周的暴力事件發生之後，11月23日，富士康母公司鴻海集團發表聲明，強調“對於津貼一向按合約內容履行，並會持續向相關同仁溝通說明”。11月24日，鴻海集團再次表示，鄭州園區招聘新員工時，發生了一個與薪酬有關的“技術性錯誤”，並向員工道歉，“保證實際薪酬與官方招聘海報一致”。
富士康及其母公司鴻海集團可能覺得自己做得不錯，既配合了中國政府的“以疫代牢”政策，同時也做出了自己的姿態。他們可能會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把富士康員工和兩百年前的奴隸相比，未免有些冤枉？
如果他們讀過聯合國《禁奴公約》及其《補充公約》，以及相關說明文件，也許就能理解為什麼只有聲明和承諾是不夠的。這些公約及文件認為，勞工組織的建立及工作程序被普遍看作是一種防止勞工被奴役最有效的監測制度。國際勞工大會通過的勞工權利宣言中，基本原則包括“自由結社，切實承認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及“消除各種形式的強迫勞動或強制勞動”。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六四記憶 · 人權博物館總策展人，現居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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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