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後現代的審思，從結構到解構
從韋柏對國家民族與支配、布赫厄笛的符號暴力、或從傅柯的規訓與懲罰，我們都可以看到權力的運作鑿痕與權力主客體間的關係。統治階層要穩定地統治一個國家，必須要改變思路和策略，權衡主客體的權力關係，並允許各相互鬥爭的權力和被統治意見進入統治權力當中。這些權力運作，雖然有所算計，但不可否認的是人們對正當性此一信念的共同追求。正當性使得權力配置在18世紀後產生微妙變化，國家從統治階層需求轉變成功能性結構，如同傅柯對規訓與懲罰所呈現的，懲罰與規訓，從君主權力威儀展現對國家控制的宏偉威懾，到社會對犯罪者的教化。國家也從君主轉變為民主立憲，就算是威權政府，都還得掛上一個羊頭招牌，向世人招示它是一個民主國家，權力正當性來自人民的授權。
相對於結構主義思潮，結構主義是思索一個國家如何形成，和文化與權力的運作，像積木一樣，將每個部位堆積成型。解構主義者不是，解構主義是要在架構中尋找其間的不穩定因素，加以破壞。
解構主義是從「結構主義」（constructionism）演化出來的。是對結構主義的破壞和分解。由法國哲學家Jacques Derrida（1930-2004） 在1967年提出。德希達認為，所有文本不是只有二元對立的，而是具有各種可變性，絕非只有二元對立。因此解構主義，強調可變性、延宕性、散溢性。語言的意義，僅有在當下語境，才能被譯出。亦即從解構主義來說，對於定之於一的文本，擴散解釋是一種扭曲，因此解構主義反對以整個文化和社會背景，被假託其內，是一種扭曲，而是可悲的。
直言之，從政治學來說，解構主義是人的一種自我啟蒙，以自我理性不斷成長（康得論啟蒙），人的多元化和其本身該受到尊重，以一種內定立場預構，只會造成扭曲和錯誤解讀或過渡詮釋。這是因為閱讀或審視者本身在凝視對象中，包含太多個人主觀意象和自我立場，致使主體間溝通或社會強制公權運作，無法真正詮釋相互間思想。
哈貝馬斯談到開放的理性對話空間，意即強調人與人的相異與某些共同價值觀是可以並存的，不管思想、語言、政治或道德價值、宗教信仰等，都有其各自殊異存在價值。後現代的解構主義所反對結構主義，旨在於反對結構主義本身對個人殊異性的漠視。如果我們漠視人與人間的差異，而過度強調其一同性，則多元和個體存在意義將不復存在。正如康得所謂的，人的理性是不斷自我成長，從現代到後現代主義，進而從結構到解構，從民族國家文化的統一價值，到個人的價值理念和殊異性被尊重，恰是文明社會不斷進展和成長的表徵。
結論：揚棄傳統國家觀念，現代國家必然是一群具有相同觀念（例如對文明追求和法治信仰，人道關懷）等的信念結合體，如李登輝屢次強調的生命共同體。這種休戚與共，生命相互連結的群體，才能組成相同的國家。只是，你很難想像一群相信專制能和服從民主法治的人民相結合，因為這兩類人民間，沒有可供調和的共通點。台灣是個國家，也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也才能彰顯台灣存在價值，和排除台灣在歷史虛無主義下，被國際外交定位下，所存在的迷思。
＊作者為天涯社區民間語文主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