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認為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往往會看到，一個標舉信仰愛的共同體倫理的和平主義者，突然敦促他的追隨者使用暴力：「最後一次使用暴力，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Weber，1991b：239）
事實上，我們看到韋伯雖然強調民族共同體，高於個人倫理意識。但他人仍試圖透過權衡，調合二者間關係。並指出根據國家倫理和個人道德意識，誰能以暴力決斷人的生命，這二者間，「誰是上帝，誰是魔鬼」這個完全取決於它的正當性，而這個「正當性」的權衡在於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上。韋伯認為國家是個人主觀意義的綜合體，而主觀意義是屬於社會學上的動態觀念，是社會行動意識。這裡我們看到韋伯將正當性這個信念（Glaube）融入更廣袤社會學視界中。韋伯強調社會學是一門對社會行動進行研究的科學，而對社會行動的研究正是以「主觀意義」（subjektiver Sinn）的詮釋性理解為核心（Weber，1993b：19）。
韋伯指出，現代民族共同體，所溝成的聯繫在於共同價值，而不是血緣。一但共同體價值信念消失，那麼共同體歸屬感亦不復存在。因為“民族這個概念]無庸置疑地意味著：必須要求某些人的群體面對其他人的群體時有一種團結一致感（Solidarity），因此屬於價值的範圍（Wertsph re）。（Weber，1976：528，1997b：241）對於韋伯而言，現代政治共同體的形成不是依賴於純粹的「血緣」，而是同宗族的「信念」，亦即，一種基於語言和文化的共同體歸屬感，這樣的歸屬感是後天習得、教養（Bildung）的結果—鄭祖邦。
三、符號暴力與懲罰規訓
相對於韋伯的價值連續和文化認同，Pierre Bourdieu布赫迪厄則保持一種外省人的「冷漠」。布赫迪厄認為，與以往統治者相比，現代統治者更善於技巧統治，更軟性的統治，統治者學會更聰明的將統治者利益，轉化與被統治者相融合。布赫厄迪將這種催眠式統治，稱為符號統治，一種符號暴力。
如果我們凝視社會發展，就可以看到社會權力正朝天平兩端移動，社會發展成果，被利益集團和權貴吞噬殆盡，貧窮努力卻越發無依，種種不公不義，為何人們無動於衷？布赫厄迪觀察到，這是因為統治者不再愚蠢地以身體強制，而是以文化實踐形式。簡單的說，文化催眠式的統治，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形成理念共識。這種權力形式，布赫厄迪稱為符號暴力，典型的就是婦女的貞操觀。男性將自己的病態愛好，強諸於女性，讓女性認為貞操，純潔的美是一種特質，使女性對自身對貞操保護成為一種主動追求。而教育是這種變態文化，和不平等關係的再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