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們普遍認為，拜習會要好於預期，但在兩人笑容滿面、握手言和的背後有著怎樣的利益計算，美中關係是否走出了最壞時刻，則有不同評估。
在筆者看來，拜習會暫時讓壞得不能再壞的美中關係止跌回穩。之所以用「壞得不能再壞」來描述目前的兩國關係，是因為再壞下去恐怕就是直接的軍事衝突了。看華盛頓對中國採取的晶片斷供和科技脫鉤行為，這實際是把中國當敵國對待。而拜登所以急著要見習近平，亦是具體感受到了兩國接下來會發生衝突的現實危險。北京常拿拜登作出的「四不一無意」承諾——也包括這次——即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通過強化盟友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來敲打華盛頓，但如果說拜登真對習有此承諾，至少現階段不想同中國發生軍事衝突這點是真的。
美中關係在歐巴馬後期就開始部分發生質變，華盛頓對中國的警覺大大提高，川普四年，美國對中國從過去的接觸政策、幫助中國融入全球體系完全轉向遏制和圍堵，尤其在後兩年，雙方對抗加劇，兩國關係全面走壞。拜登上台沒有改變這個趨勢，迄今美中對抗的強度和範圍都已超出川普時期。拜登政府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未來10年美國唯一的系統性競爭對手，準備用十年時間打敗中國。此次會談，拜登也宣稱，美國對中國的激烈競爭不會放棄。換言之，競爭，或者一些美國戰略家口中的對抗，仍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軸，它不僅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全力支持，美國社會和輿論對此也高度一致，Pew前不久的出口民調顯示，高達近八成的美國公眾對中國不滿。這種歷史定勢一旦形成，會持續相當長，就好像之前奉行的接觸政策實行了三、四十年一樣，美國的遏制戰略從川普時期算起，也至少二、三十年或才有改變。在此歷史定勢面前，沒有哪個華盛頓的政治人物能夠逆轉，他們亦不會有此意願。
儘管拜登在同習的會談中在原來「四不一無意」基礎上，又加了不支持「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無意尋求同中國「脫鉤」、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無意圍堵中國等，然而，多數戰略家都同意，兩國已進入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戰」實際早發生。前者在學理上表現為老大和老二的對抗；後者是參照當年的美蘇冷戰，但不是簡單重複歷史，而具有當下的新特徵和表現形式，故稱為「新冷戰」。
具言之，美蘇冷戰是兩個陣營的對抗，是一場交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對陣，雖然當時兩個集團在經濟和文化上基本沒有往來，就此而言，冷戰時期是一個半全球化時代，但美國仍在地緣政治、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等各方面全力遏制蘇聯的勢力擴張，如建立聯盟體系，實行出口管制，加強控制高新技術轉移，以及發動宣傳戰和心理戰等。今天的美中競爭，在表現形式上比美蘇冷戰更複雜，但華盛頓亦不外是動員多種外交、經濟和戰略工具來遏制中國，包括聯盟體系、人權與民主、台灣與印太事務等。即使經濟上雙方無法做到完全脫鉤——這是新冷戰和舊冷戰的顯著區別，美國也在科技和關鍵供應鏈上採取北京稱之為「小院高牆」的做法，試圖完全切斷同中國的聯繫。
未來五至十年，美中之間的這種對抗，看起來還會進一步強化，因為華盛頓講得很清楚，未來十年是美國打敗中國的時間窗口期，若不在這段時間內努力阻止中國崛起，以後或許就沒機會。對於這一點，華盛頓的緊迫感非常強。
但是，美中競爭的原動力，如果要追根溯源，或許要歸結到兩個文明體的抱負——談到文明的因素，很多人不願承認這點。這可能也是今天的新冷戰和美蘇冷戰最本質的不同。後者可以把它看作西方文明——取西方文明的廣義——框架中的兩支不同文明的的較量，畢竟馬克思主義是在西方的土壤上長出的，其思想來源是西方的，即使它的變種列寧和斯大林主義，也有一部分西方思想的元素。中共儘管信奉馬列，但在專制上，更多承襲的是中國自身傳統的專制元素，它的文化根基是中國的底色，只不過被馬列改造了而已。
那麼，從文明的角度說，由於美中各自的歷史，兩國都認為自己是個「例外」國家，對人類文明負有特殊重要的使命。美國這方面不用講，有著非常濃厚的基督教救世情節，中國也認為人類文明少了自己不行。事實上，馬克思主義也有濃厚的救世主意識。特別是習為了強化自己第三任期的合法性，在原來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的基礎上，在二十大公開宣示，要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文明開闢第二條現代化道路。這實際就是要同美國進行製度和文明的競爭。在同拜登的會談中，習也隱含地表達了這層意思。
兩國的競爭一旦落到製度和文明的基點上，就無法退讓，必然要開足馬力，動員各方面資源，進行一場全面的長時間的高強度的比賽，此乃美中競爭的結構含義。它當然也包含軍事競爭，並且必然會發展成軍事競爭。而軍事競爭趨向激烈，大概率會導致軍事衝突。這正是拜登目前最擔心的問題。鑑於美中都是軍事大國，特別是中國軍隊的現代化進展迅速，且兩國都是核武國家，又有著敏感的台灣問題，而眼下雙方互信極度缺乏，稍有意外，很可能發生軍事衝突。這就是拜登每次和習通話何以都要強調建立護欄，這次還加上建立地基的原因。建立美中護欄和地基，明確雙方紅線，管理衝突，不讓競爭失控引發軍事衝突，是華盛頓和北京都應該要做的事情。
然而恰恰在這點上使人憂慮。相對而言，中國的政治體制決定了領導人的決策和政府政策少受不同利益的干擾和影響，尤其習現在一言堂，大事小事他一人說了算，只要他的情緒穩定，戰略定力足夠大，沉得住氣，就不大可能出現因決策魯莽而導致危機的情況，或者在處理危機時出現過激的現象。當然，這也意味著如果他情緒不穩，定力不足，沉不住氣，會做出錯誤的決策，將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後果。美國的政治體制和中國相反，它的總統沒有中國領導人那麼大權力，其決策和政策易受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和牽制，要照顧和權衡各方利益，這種決策模式的好處是不容易犯大的錯誤，但當幾個大的利益集團的利益高度對立，不能妥協，就像現在，美國國內政治極化，民主共和兩黨為黨派利益互不相讓，要找到平衡點非常困難。對華政策是個特例，兩黨都不反對對中國強硬，可正因此，也使得兩黨加碼反中。
接下來對拜登的一大考驗，是明年新國會上任後，台灣政策法的出台和眾議院議長麥卡錫的可能的訪台，會不會成為美中關係的兩個引爆點。台灣政策法勢必會無懸念地通過，如果關於台灣地位的表述不做柔化處理，這部法律的出台和執行會讓美中關係比目前有更大倒退。而麥卡錫早前表示，若當選眾議院議長，他會率眾訪台。假如他兌現自己的諾言而拜登政府無法阻止，其訪台肯定會引發比裴洛西訪台更嚴重後果。習已當拜登面告誡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上述兩種情況若出現，想想看這次拜習會刻意營造的「友善」氛圍還能撐多久？恐怕美中關係很快會打回原形，更嚴峻的局面隨時將到來。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