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斯來到紐約市，會晤了募款組織「愛爾蘭北方援助會」（Irish Northern Aid Committee，簡稱Noraid）的代表。會議上，有位頑固的愛爾蘭裔美國捐款人向休斯表示，臨時派打仗的方式完全錯誤。這男人告訴他，應該要擴大目標範圍才對。射殺任何與英國政權有關的人──制服上有皇冠的人都格殺勿論。
「郵差也是嗎？」休斯打岔道。「要射殺郵差？」
當然連郵差也殺，男子回答道。
「好，」休斯說。「我幾週後回貝爾法斯特……我們再買一張票，你和我一起回去，射殺那些該死的郵差。」
那位捐款人拿一個裝滿錢的手提箱要給休斯。但他們聊得越多，休斯就越發現那傢伙的政治立場令人反感。休斯仍然自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志士，但他發現，一九八○年代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保守愛爾蘭裔美國人並不完全支持社會主義。最後，休斯一怒之下脫口而出：「我不需要你的臭錢！」於是那人就帶著手提箱離開了。
出獄後，休斯直接重返愛爾蘭共和軍。他走遍邊境兩端，規劃著武裝行動。但每當他與前線志士因任務而有所互動，都感到有些不安，隱約覺得愛爾蘭共和軍可能已變得過於政治化。有時休斯會想：像自己這種不折不扣的戰士，是否已遭歷史淘汰而過時了？他前往都柏林時，也去了位於帕內爾廣場（Parnell Square）的新芬黨總部。這個地方充斥著光明正大的政治活動。但休斯環顧四周，感覺自己在這座嶄新舞台上沒有角色可扮演，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揮之不去。他拜訪了愛爾蘭共和軍前參謀長薛穆斯．托梅，他於一九七三年乘直升機從蒙特喬依監獄逃了出來。托梅比休斯大三十歲，他早已被邊緣化，遭傑瑞．亞當斯和他身邊的人擠出共和軍的軍事委員會，休斯發現他獨自住在都柏林的小公寓裡。休斯表示，那地方相當破舊。在愛爾蘭共和軍裡度過了大半輩子的下場就是這樣？休斯見托梅晚景淒涼，他才想到他們的革命事業沒有什麼養老計畫。幾年後托梅去世，休斯幫忙將靈柩從都柏林運回貝爾法斯特，抵達時除了托梅的妻子，沒有其他人來迎接。
一九八九年新年過後幾天，桃樂絲．普萊斯和丈夫史蒂芬．瑞爾的男嬰出生，他們取名為芬坦．丹尼爾．修格（Fintan Daniel Sugar，宣布喜訊時稱他為「丹尼」）。僅僅一年多後，他們迎來了次子奧斯卡，是以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字命名。「這可憐的小傢伙長得像我（我覺得啦），但也許他長大就不像了，」桃樂絲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有認識的保姆嗎？」她極為疼愛自己的孩子，瑞爾說她「愛得都瘋了」。詩人薛穆斯．希尼還為兩個男孩創作了一首詩。他把詩寫在日式扇子上，夫妻倆把扇子掛在自家牆上（這首詩從未出版過）。桃樂絲在監獄裡曾擔心也許自己永遠不會有孩子，但現在她有了，有機會過上還算正常的生活。他們一家四口定居倫敦，但在貝爾法斯特還是有個家。「我希望他們有愛爾蘭的童年，操著愛爾蘭的口音長大，」史蒂芬．瑞爾談及兒子時說道。「我不想養出兩個假英格蘭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