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布蘭登．休斯服了近十三年的刑期後，終於從朗格甚出獄。剛開始休斯與傑瑞．亞當斯、亞當斯的家人一起住在貝爾法斯特西區。當休斯還在獄中時，他的婚姻就破裂了。他透過獄友得知莉莉與另一個男人過從甚密。「我把她叫到監獄，告訴她沒關係，」後來他回憶道。「她還年輕，該好好享受幸福人生。她總說我最在意的就是作戰，她是對的。我很自私，我忽略了我的家人。」出獄後，休斯來到莉莉家，與她的新伴侶握手致意。
休斯身陷囹圄這麼多年，重返城市令他不知所措。一切似乎都不一樣了。有時休斯會去散步，卻只發現記憶中的舊街道已不復存在，彷彿是在夢中，取而代之的卻是不同的新街道。有一次，他在住家附近迷路了，還得讓陌生人帶自己回家。監獄生活雖然單調，卻有種可以預測的寬慰之感。相較之下，貝爾法斯特就顯得嘈雜刺耳又不安全。休斯身處人群時感覺並不自在。只有在下午安靜時，他才會冒險上酒吧。
休斯感覺得到，亞當斯正在玩弄政治，然而他自己對正在萌芽的和平進程卻一無所知。現在他仍然認為自己是個戰士，而一向很懂政治的亞當斯則是貨真價實的政治人物。貝爾法斯特有些地方是硬漢專屬的聚集地，休斯往那裡一坐就能融入，但亞當斯不能，因為即使在他硬是否認自己愛爾蘭共和軍的身分前，也從來沒有人把他當作戰士。話雖如此，休斯和亞當斯一直合作無間，休斯也對戰友非常忠誠。若說亞當斯缺乏鬥志的表現對休斯來講已經成為包袱，那麼休斯還是希望能靠自己的聲譽來力挺摯友，為亞當斯「在共和軍內部扮演有利的左臂右膀」。如果亞當斯是製圖師，休斯就是他的工具。休斯會陪同亞當斯走訪全國，幫忙穩固新芬黨的選票，但他可能還沒完全體會到，兩人一同出現在公開場合其實幫了亞當斯天大的忙。如此一來，亞當斯就能不斷重申自己並非愛爾蘭共和軍一員，但明眼人都能看出其實那是謬論，因為緊隨在他身旁的蓄鬍猛漢，可是共和軍的英雄布蘭登．休斯。
休斯是共和主義的代表人物──綽號「小黑」的絕食志士休斯，他非常清楚自己這樣的形象可以被當作政治賣點。休斯出獄後同意前往美國，提振武裝運動的士氣，同時籌募資金。愛爾蘭裔美國人的數量遠超過愛爾蘭境內的愛爾蘭人。這樣異常的人口分布驗證了數百年來貧困、飢荒和歧視導致的移民現象，美國的愛爾蘭人也強烈支持愛爾蘭獨立事業。事實上，波士頓或芝加哥對武裝抗爭的支持，有時似乎還比貝爾法斯特或德里的人更為熱烈。只要自己的家人不會出門買個東西就被炸成碎片，人們對革命運動的浪漫憧憬似乎就更容易維持。愛爾蘭有些人對這些「假愛爾蘭佬」感到不屑，因為他們遠在美國享受安穩生活，卻鼓動阿爾斯特的血腥戰爭。但愛爾蘭共和軍長久以來確實一直仰賴美國支援。多年前休斯就是首先從美國採購了阿瑪萊特步槍。
休斯來到紐約市，會晤了募款組織「愛爾蘭北方援助會」（Irish Northern Aid Committee，簡稱Noraid）的代表。會議上，有位頑固的愛爾蘭裔美國捐款人向休斯表示，臨時派打仗的方式完全錯誤。這男人告訴他，應該要擴大目標範圍才對。射殺任何與英國政權有關的人──制服上有皇冠的人都格殺勿論。
「郵差也是嗎？」休斯打岔道。「要射殺郵差？」
當然連郵差也殺，男子回答道。
「好，」休斯說。「我幾週後回貝爾法斯特……我們再買一張票，你和我一起回去，射殺那些該死的郵差。」
那位捐款人拿一個裝滿錢的手提箱要給休斯。但他們聊得越多，休斯就越發現那傢伙的政治立場令人反感。休斯仍然自認為是社會主義革命志士，但他發現，一九八○年代支持愛爾蘭共和軍的保守愛爾蘭裔美國人並不完全支持社會主義。最後，休斯一怒之下脫口而出：「我不需要你的臭錢！」於是那人就帶著手提箱離開了。
出獄後，休斯直接重返愛爾蘭共和軍。他走遍邊境兩端，規劃著武裝行動。但每當他與前線志士因任務而有所互動，都感到有些不安，隱約覺得愛爾蘭共和軍可能已變得過於政治化。有時休斯會想：像自己這種不折不扣的戰士，是否已遭歷史淘汰而過時了？他前往都柏林時，也去了位於帕內爾廣場（Parnell Square）的新芬黨總部。這個地方充斥著光明正大的政治活動。但休斯環顧四周，感覺自己在這座嶄新舞台上沒有角色可扮演，一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揮之不去。他拜訪了愛爾蘭共和軍前參謀長薛穆斯．托梅，他於一九七三年乘直升機從蒙特喬依監獄逃了出來。托梅比休斯大三十歲，他早已被邊緣化，遭傑瑞．亞當斯和他身邊的人擠出共和軍的軍事委員會，休斯發現他獨自住在都柏林的小公寓裡。休斯表示，那地方相當破舊。在愛爾蘭共和軍裡度過了大半輩子的下場就是這樣？休斯見托梅晚景淒涼，他才想到他們的革命事業沒有什麼養老計畫。幾年後托梅去世，休斯幫忙將靈柩從都柏林運回貝爾法斯特，抵達時除了托梅的妻子，沒有其他人來迎接。
一九八九年新年過後幾天，桃樂絲．普萊斯和丈夫史蒂芬．瑞爾的男嬰出生，他們取名為芬坦．丹尼爾．修格（Fintan Daniel Sugar，宣布喜訊時稱他為「丹尼」）。僅僅一年多後，他們迎來了次子奧斯卡，是以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的名字命名。「這可憐的小傢伙長得像我（我覺得啦），但也許他長大就不像了，」桃樂絲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有認識的保姆嗎？」她極為疼愛自己的孩子，瑞爾說她「愛得都瘋了」。詩人薛穆斯．希尼還為兩個男孩創作了一首詩。他把詩寫在日式扇子上，夫妻倆把扇子掛在自家牆上（這首詩從未出版過）。桃樂絲在監獄裡曾擔心也許自己永遠不會有孩子，但現在她有了，有機會過上還算正常的生活。他們一家四口定居倫敦，但在貝爾法斯特還是有個家。「我希望他們有愛爾蘭的童年，操著愛爾蘭的口音長大，」史蒂芬．瑞爾談及兒子時說道。「我不想養出兩個假英格蘭男孩。」
桃樂絲還在寫自傳，也會定期找各家出版社商談。但正如瑞爾曾在採訪中所說，「發表文章從來沒有好時機。」桃樂絲已經退出政治活動。但她的丈夫仍和老上司傑瑞．亞當斯有著不同尋常的聯繫。瑞爾崛起成為國際級明星之際，亞當斯已經是英格蘭的全民公敵。亞當斯的沉著氣質令人心生膽怯，中等聲調透著博學氣息，是個極度懂得分化人心又散發危險氣息的人物：他正直有魅力、能以絕佳口才為恐怖主義辯護。或許柴契爾政府是忌憚他的意識型態會煽動大眾，因此實施了一項特殊限制令，「禁止」愛爾蘭共和軍和新芬黨發布廣播。意思就是，如果亞當斯出現在電視上，依法英國的廣電公司必須將他消音。他們可以播放亞當斯的影像、傳達亞當斯的演講內容，但不得播放他的聲音。因此廣電公司想出了可行但卻也有點荒謬的替代方法：如果亞當斯出現在電視上，會有演員幫他配音。臉是亞當斯的，他說的話就是他說的話，但說話的聲音不屬於他本人。
幫這位新芬黨主席配音的只有幾個愛爾蘭演員；亞當斯在媒體上的曝光頻率很高，因此有很多工作必須分配。其中一位演員就是史蒂芬．瑞爾。「沒有什麼能阻止我們聘請最優秀的演員，」有位新聞製片人在一九九○年被問及瑞爾時表示，接著他說：「我們對他的結婚對象沒興趣。反正我覺得他是新教徒。」瑞爾自己的說法則是，幫亞當斯配音的決定不是為了表達任何特定意識型態傾向，而是為了對抗審查制度。無論人們如何看亞當斯，至少都應該聽聽他的說法，瑞爾表示：「我們得知道事情的全貌，否則永遠無法解決問題。」
瑞爾在演藝圈持續走紅，但遇到有人問及桃樂絲或她的過往，他仍不願回答。可是瑞爾並不排斥藉由作品來探討北愛爾蘭問題。一九九二年，他主演了電影《亂世浮生》（Crying Game），導演是與他合作無間的尼爾．喬丹（Neil Jordan），這部片讓瑞爾的國際知名度又更上一層樓。瑞爾在片中扮演一名愛爾蘭共和軍槍手福格斯（Fergus），他的任務是要看守某個難逃一死的囚犯：由佛瑞斯．惠特克（Forest Whitaker）飾演的英國軍人。兩人相處這幾天，看守卻和俘虜發展出情誼，結果到了福格斯該扣動扳機時，他卻發現自己下不了手。詭異的是，這情境令人想起二十年前，桃樂絲．普萊斯為無名隊做的骯髒事：她手握方向盤，一邊哭泣，一邊陪著朋友喬．林斯基等待死亡；還有將凱文．麥基帶到莫納亨郡，結果綁架他的人越來越喜歡他，最後甚至拒絕對他開槍，還得從貝爾法斯特找來另一隊槍手代為下手。
片中米蘭達．李察遜（Miranda Richardson）飾演一名紅髮的愛爾蘭共和軍志士。「我在貝爾法斯特待了幾天，讓自己沉浸在那種氛圍中，」多年後，有人問及李察遜扮演這個角色時的感想，她如此表示。「瑞爾向我介紹了他的妻子桃樂絲，她曾是臨時派共和軍的一員，曾絕食抗議過，是真正的女英雄。我們一起去了酒吧，這次經驗很特別。她簡直像電影明星一樣受歡迎。」
瑞爾堅持表示，福格斯的角色絕不是以自己的配偶為原型。但他的確承認桃樂絲可能對自己的詮釋有所影響。「我唯一能說的是，我不覺得捲入衝突的人都本性邪惡，但我們一直被灌輸這種觀念，」他說。「也許劇情多少讓人能對桃樂絲的處境產生同理心，但……我從來沒有刻意思考過。」瑞爾在討論這部電影的主題時還說，「透過苦難來實踐救贖，這是我的最愛」，這可能是普萊斯一家的信念。
瑞爾自己的意識型態則是不為人知。「你不能先入為主認為我的政治理念和我妻子一樣，你也不能先入為主以為她的政治理念和二十年前一樣，」他於一九九三年這麼告訴倫敦《泰晤士報》。這是事先備好的答案，早已為了宣傳活動排練過，大多時候瑞爾都是這樣回答。但他偶爾也會說溜嘴。瑞爾在接受《娛樂週刊》（Entertainment Weekly）採訪時，先是重申了同樣閃爍其詞的答案，但接著他就表示：「我不會因為我太太的政治背景而覺得丟臉，我認為她也不該覺得丟臉。我覺得這二十年來統治北愛爾蘭的人才應該自慚形穢。」但瑞爾發現自己偏離了腳本，才尖刻地補了一句：「看吧，這就是政治聲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瑞爾和桃樂絲帶著孩子們一起前往紐約，趁瑞爾在百老匯登台的機會待了幾個月。這座城市和桃樂絲很合得來。要是有另一種人生，也許她只會是個戲迷。桃樂絲長著一頭火紅的頭髮，口才好又善於社交，應該會輕易融入紐約，當個離經叛道的文化人。「她會是某個瘋狂的鄰家阿姨，搬到紐約，老戴著圍巾在劇院裡四處穿梭，」她有位朋友這樣評論道。「要不是因為北愛爾蘭問題，她肯定會是這樣的人。」
在《亂世浮生》裡，福格斯最終屏棄了武裝鬥爭。對瑞爾來說，這是一段自我「重塑」的故事，「有了駭人的經歷之後，成為更好、更完滿的人。」善良老百姓參與了共和主義運動，卻只能眼睜睜看著這場衝突漸漸失去控制。瑞爾指出，其中有些人已經發現，是時候說出「我已經受夠了」。
＊作者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編制內撰稿人，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什麼都別說：北愛爾蘭謀殺與記憶的真實故事》（黑體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