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發佈旗下別克 （Buick）品牌的一款新車，並在其公眾號宣傳自家車子的椅子非常舒適，寫著「倒數計時一天，邀你入席這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來的椅子」，並準備在上海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上大肆宣傳。然而，這句不合時宜的廣告詞，疑似因影射習近平不卸任，立即遭到全網封殺下架，還傳出代理商在進出口博覽會上的宣傳活動全被取消。
椅子也成為文字獄的犧牲品
一把無辜的椅子，成為當代文字獄的犧牲品，可見文網之密，已是密不透風。習近平儼然就是當代朱元璋。史書記載：「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而在今天的中國，連椅子都成了敏感詞。
中國從未擺脫帝制，也從未告別文字獄。習近平時代，各種文字獄層出不窮，既不得妄議中央（中央就是習核心），也不能侮辱「英烈」——有一網民在微信上說了一句，「寒戰（韓戰）最大的成功就是蛋炒飯，感謝蛋炒飯。沒有蛋炒飯，網民就跟曹縣（朝鮮）一樣沒區別。當然，可悲的是現在也區別不大。」南昌市公安以「侮辱抗美援朝志願軍英烈的言論，造成不良影響」為理由，將其拘留十天。這裡的「英烈」指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據說到前線鍍金的毛岸英，因貪吃蛋炒飯而被聯合國軍飛機扔的炸彈炸死。
喜歡曬書單的習近平讀書不多，胸無半點墨，搞文字獄的能力卻超過文化修養比他高得多的清朝皇帝。雍正年間，查慎行的弟弟查嗣庭去江西做考試官，出了一道作文題 「維民所止」，源出《詩經》。雍正聽說後，覺得「 維止」兩字是「雍正」兩字去了頭，這豈不是要殺自己的頭嗎？下令將查嗣庭全家逮捕嚴辦。查嗣庭受到殘酷折磨，冤死獄中，屍身還受戮屍之辱。他的兒子慘死獄中，族人遭流放，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參加舉人與進士的考試。大臣徐駿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錯寫成「狴」字，雍正見了，馬上將其革職，再派人一查，在其詩集中找出「清風不識字，何事亂翻書」、「明月有情還顧我，清風無意不留人」之句，雍正認為這是存心誹謗，照大不敬律斬立決。
江蘇東台舉人徐述夔去世後，其子為紀念亡父而刊印《一柱樓詩集》。集中有詩句「舉杯忽見明天子，且把壺兒拋半邊」，被指用「壺兒」喻「胡兒」。還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乾隆稱：「用朝夕之朝為朝代之朝，不用上清都、到清都，而用去清都」，因此是「顯有興明滅清之意」，遂下令：「徐述夔身系舉人，卻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底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戮屍，以伸國法。」徐述夔及其子已死，開棺梟首示眾；兩個孫子雖攜書自首，仍以收藏逆詩罪處斬。乾隆的寵臣沈德潛給徐述夔寫過傳記，又兼寫過《詠黑牡丹》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儘管已死去多年，也被「革其職，奪其名，撲其碑，毀其祠，碎其屍」。內閣學士胡中藻作詩，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乾隆一看大怒：「加濁字於國號之上，究竟是何肺腑？」遂下旨，將其腰斬。胡中藻被斬成兩半，還拿手指蘸著鮮血，連寫七個「慘」字才咽氣。
今天別克公司的廣告策劃人，下場或許不至如此之慘。他畢竟沾點洋人的光，最多丟掉飯碗，還不會亡命滅族。如果說中國有什麼進步，大概這就是中國的進步吧。這一點進步，值得驕傲嗎？
說你「惡攻」，你就「惡攻」
習近平時代的「不得妄議中央」，宛如毛澤東時代「惡毒攻擊罪」的重現。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在無產階文革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共六條，號稱「公安六條」。第一條稱：「凡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親密戰林副主席以及污篾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即中央文革）」為「惡毒攻擊罪」，凡犯此罪的殺無赦。文革時代以罪名被迫害的中國人多達百萬。
學者王海光在《製造反革命：柳幸福案與文革時期的基層法制生態》一書中，對一個鄉村教師柳幸福「反革命案」的作了微觀社會史研究。作者利用當地公安政保檔案、政府文檔、地方史志等資料，結合口述訪談，條分縷析，首次從縣域範圍對「反革命發生學」進行考察，重建歷史現場，揭示了文革「惡攻罪」案件的生產制造過程，以及在基層社會中的發生機理，進而展現了鄉村社會政治生態與國家意識形態流變的交互關係。
柳幸福是東北農村的一名小學教師。一九六九年，他因一次課堂考試的題目被疑「影射偉大領袖」，遭學生舉報。以此為導火索，柳幸福的「歷史問題」一一曝光，被控以「現行反革命」及「惡攻」之大罪。文革「惡攻」罪是以對毛澤東的態度劃線的，為了徹底整垮柳幸福，地方官員迫使他承認核心罪行——有意毀壞毛主席像。為達到這個目的，從預設階級立場出發，刑訊逼供與群眾專政的批鬥雙管齊下：開始是車輪大戰式的審訊，繼而使用卡簧手銬的變相肉刑逼供，希望柳幸福在「手被銬得扛不住」時全盤承認所有罪名；為了迫使柳幸福低頭認罪，不再「翻案」，又加緊收集其「罪證」材料：柳幸福的家人在高壓審訊下的口供和事先編排好的來自學校師生、鄉村幹部、鄰居的兒子等人的全套「證詞」——比如，柳幸福的妻子和十二歲的女兒被迫做出假供詞，說柳幸福用別針往墻上的毛主席像上扎。但供詞前言不搭後語，一會兒說針眼比小米粒還小，一會兒說針眼像小手指頭大小；一會兒說扎了一針，一會兒說扎了四針。在案件審理中，這些缺乏法理依據與事實依據的證詞成為群眾專政的定案依據，柳幸福反革命罪名就這樣在階級專政的機器下被制造出來。
隨著習近平向文革加速掉頭，習近平時代的「柳幸福」層出不窮，從落馬的政治局委員和省部級高官、億萬富豪到知識分子、普通百姓，很多人被冠以類似於「惡攻」的罪名，或顛覆國家，或妄議中央，判處重刑，生不如死。此一趨勢，在二十大之後變本加厲。瑞典漢學家羅多弼與中國學者于友仁在《二十大迎來了習皇帝？》一文中，對二十大報告的用語及習近平的思想觀念作了精闢的分析：「習近平在二十大的政治報告中號召中國人民要準備迎接偉大的鬥爭，有人做了統計，他在報告中頻繁使用『鬥爭』一詞，總計多達十七次。這不是偶然的，習近平在世界觀形成的青少年時期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個毛澤東的『鬥爭哲學』大行其道的年代，如果說，大多數文革的經歷者後來都對文革持批判和否定的態度，那麽可以說習近平從來沒有表現過明顯的對於文革和毛的批判。」兩位作者繼而指出：「絕對的權力將使習近平業已表露的獨斷專行、唯我獨尊的作風進一步發展，對他的個人崇拜將進一步加劇。在二十大期間，已經有黨的高級官員把習稱之為『中國人民當之無愧的領袖』，現在，對於黨的官員而言，僅僅表示忠於共產黨是不夠的，還要進一步忠於習本人才行。二十大確實是當代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在這之前，執政黨、國家、軍隊都屬於中共，在這之後，它們全都屬於習近平。」在此情形之下，每一個對習近平有所不滿的人，都被妖魔化；每一個想自由言說的人，都成為文字獄打擊的對象。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的時代來臨了。
＊作者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