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張愛玲從大陸流亡香港。在羅湖橋頭等待過關的時刻，她記住了中共小兵點滴流露的人性溫情。盡管相關敘事從60年代到80年代兩次書寫，語言也從英文轉換到中文，但這個細節在不同版本始終不曾刪去。它與羅湖橋兩岸被政治所苦、被隔離之苦的眾生相一起，令人一如既往地顧念大時代風雲之下的小人物--甚至也包括這位小兵，中共體制的一個象徵。
而在柏林牆倒塌33周年的前幾日，德國新任總理蕭爾茨采取了反向的逆行。不同於張愛玲等逃離之時「緊緊地擠在鐵絲網邊上、好像生怕會落下自己似的」的苦澀窘迫，也不同於柏林牆倒塌之時潮水一般奔湧流散的興高采烈，在新冠疫情與俄烏戰爭制造的慘淡氛圍之中，蕭爾茨在一片質疑與批評聲中獨自前行。甚至，因為領空管制與封鎖，或許他的政府專機，也與無數奔赴親友團聚或經商往來的芸芸眾生一樣，不得不冒險繞飛蒼茫北極。
德韓中歷史命運的共情
蕭爾茨的獨自出訪首先招致了「不團結歐盟」的批評。但他訪問前夕於《法蘭克福匯報》發表署名文章提到：「尤其是經歷了冷戰分裂的德國，對在世界上形成新的集團毫無興趣。」 這句平淡之語類似於筆者針對柏林電影節棄絕浮華的風格曾作的解析，但在這裡，卻愈加洩露出德意志的某種深層心態：命運一帆風順的道義高地法蘭西，本身絕無親歷冷戰隔絕的切膚之痛；反而是基於相同經歷的中國東亞近鄰韓國，卻對外界難以具體化想象的一切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拒絕與馬克宏同行而將專機停留韓國守候，本身即是德意志基於個體命運、審視歷史傷口的深刻隱喻。
而當同時訪韓的聯邦總統施泰因邁爾於首爾都市領略空中密集飛過的北韓導彈，或許也將擁有更為直觀的感悟：政治孤立與經濟封鎖，一向絕非打擊獨裁者與獨裁制度的最佳利器；相比南韓民眾於「統一」口號之下所受的戰爭威脅，同宗同族的朝鮮人民，則不得不更為直接、沉默、因而也是滿懷絕望地承受飢荒、貧困與被壓制的痛苦。
而在張愛玲筆下，60年代初，當19歲的逃港女孩囿於聖誕迷惘而意欲返回大陸，作家感念其逃亡途中掩護愛女而重傷身亡的父親，感嘆在封閉的社會裡「連父母在家裡有許多話也不敢說」；並認定這個自己也寫不出來的故事「緊張、悲壯」，「對人性有諷刺性的結局」。而同樣的諷刺性，亦是見於金正恩2018年眾目睽睽之下執起文在寅之手，在一片歡騰聲中象徵性地跨越板門店三八線：當如雷般的掌聲聚焦性地獻與二人，無數離散家庭經年間的長夜慟哭似乎因此而得到淡化或掩蓋--盡管它本身就難以被聽見。
正因如此，每個柏林牆倒塌紀念日，筆者總是忍不住默默去看那議會大廈旁河裡游來游去的天鵝。它們如此孤獨、如此依戀於人而不肯離去，總是令人深深懷疑：是否那一個個倒在附近柏林牆下的年輕靈魂，正在此苦苦徘徊不去？其中最近的一位犧牲者甚至死於1989年3月--可見即使短短的8個月，也足以隔絕出一個冰涼殘酷的世界。
親自在場的意義
短短11小時的訪問，蕭爾茨總理自認為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於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反對俄國使用核武的共識。盡管不少西方媒體質疑這份承諾的真情實意，並逐字逐句地搜尋是否對俄羅斯直呼其名，但不爭的事實卻為：習近平是於11月4日中國外交部關於蕭爾茨來訪報導之中聲明這份立場，明確指出「中方支持德方、歐方為勸和促談發揮重要作用，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框架 」，並「防止亞歐大陸出現核危機」。這份並無歧義、清晰呈現於世界面前的承諾與表態，即是國際外交主義所追求的初步成果。
更加獨特的個人風格，則是蕭爾茨總理針對香港問題與新疆問題的公開陳述。自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以來，人們在愈演愈烈的台海對峙之中無法緩過神來，繼而又被中共二十大閉幕式上出乎意料的一幕深深震驚。在這外界普遍質疑的「錯誤時刻」，蕭爾茨卻以不同於前任總理梅克爾的個人風格，向中國領導人公開直接地闡述台灣問題需「和平解決糾紛」。雖然這份「不合時宜」的直拙似乎正與習近平主席近日的軍備動員（11月8日）相違背，但品格喚起品格，這無疑啟發美國拜登總統三思之後步其後塵，宣布11月14日的峇里島上願與習近平主席當面會晤談論。
並且，倘若台海兩岸尚屬相對直觀的制度之爭與文明之爭，新疆問題的爭議，則因種族、歷史、生活、宗教等差異乃至反恐主義的交織而更為錯綜復雜，甚至在中國自由民主派內部意見也極為不一。西方漢學家們努力在歷史文獻、現實數據、治理體系以及民眾的控訴聲中尋找最為貼切的分析，最近幾年甚至出現學界與社會共同研討的課程。但蕭爾茨卻超乎各種具體而微的爭議，簡短精確地傳遞出最為核心的實質：即新疆存在問題，關注新疆少數族裔的人權問題並非干涉他國內政。相比中美雙方在阿拉斯加談及人權問題之時的弩張劍拔，蕭爾茨基於邏輯的清晰闡述，顯然並未激發強力反彈。
中國民眾的意願
審視韓國乃至台灣80年代走出威權統治、推進民主建設的歷程，不難發現：基於最早踐行民主理念、關注人道主義的社會體系，「西方」本身的「在場」，即是賦予東方社會民主抗爭的極大鼓勵。韓國電影史上的史詩影片如《出租車司機》與《辯護人》等，均有普通民眾基於自覺本能，衝破重重障礙邀請「外國人」到場之情境。此種心態，宜見於蕭爾茨訪華之時普通中國民眾的反應。
有中文自媒體完整發表了蕭爾茨在《法蘭克福匯報》署名文章的翻譯版，無論其閱讀量還是留言程度，均令人驚奇地突破了目前沉悶的社會氣氛。人們在這裡出乎意料地大聲疾呼、直抒胸臆，諸如「不僅德國務實、大國也要務實「、「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交流永遠是解決問題的途徑，關門永遠不是」等等肺腑之言，表明在前景路線暫不明朗的當前，人們把蕭爾茨的訪華不由自主地當作了一扇希望之窗。這正如疫情爆發以來李文亮醫生微博之下的哭牆：人們訴說個體的恐懼憂愁，寄托著內心的向往，相互獲得心靈的支持與安慰。只是這一次，它集中於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
引發中國民眾另一迫切期盼的，是蕭爾茨總理所承諾的BionTech疫苗。盡管中國各地在生硬僵化的封控體系之中屢屢出現次生悲劇，但均被官方描述為不具代表性的個體事件。但目前爆發的富士康工人集體大逃亡，卻意味著中國的防疫政策已經難以持續為繼，並且直接損傷到中國的工業化強國之路。不透明的病毒信息、恐懼從眾的群眾心理、乃至難以確定實效的國產疫苗，它們重重構成開放途中不可回避的難題。但在產能下滑、經濟凋敝的今天，借助已在西方廣泛使用的高效疫苗尋求開放，不失為一項明智的選項。
推倒柏林牆
六十年前，在"The Return to The Frontier" 的結尾，張愛玲清醒地觀照：「前進兩步退一步--毛澤東說過，這就是他進步的方式。跳舞也好、行軍也罷，人民總是苟延殘息地活下來，冀盼能活到煎熬到頭的一日。」 關於中國目前重新出爐的供銷社、人民經濟、國營食堂等「懷舊」概念，究竟是針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中國式私營經濟的矯枉過正，或亦歷史性的整體收縮與倒退，尚需繼續深入觀察；但無論任何時候也保持直接交流與流通，防止冷硬隔絕的柏林牆，或縱使為一個密封的社會強力拉開一扇窗，卻正是上次冷戰賜予人類的寶貴經驗。
當中資入股漢堡遭到強烈抵制，筆者不由想起曾任柏林洪堡大學法學院經濟法與羅馬法教授Hans-Peter Benöhr所告知的一段親身經歷：當60年前中國爆發大飢荒而封鎖信息，在漢堡港口商會當學徒的他正是通過貨輪水手的只言片語得知中國正在發生餓死人的悲劇。而在目前針對德國企業投資中國的洶湧批評之中，人們同樣忽略：在土生土長的商界精英大肆推崇"九九六"工作制度的社會，在外賣騎手被平台算盡最後一秒速度卻被雇主拒付基本保險的勞資關系裡，外企的進入，不僅為普通民眾創造大量工作機會，更重要的是：它也帶來成熟先進的勞動條件與企業文化，正如德國8位商業巨頭目前在《法蘭克福匯報》（11月10日）的聯名文章所指出。而這，正是人權文化在現實生活之中不可忽略的有效實踐。
回望柏林牆下，每當偉大的西方領導人如甘廼迪總統與雷根總統發表演講，澎湃的激情與感動的淚水總是構成一幅動人心弦的名畫；而當柏林牆終於倒下三十幾年，柏林街頭的一則紀念廣告則動情地描述了一對戀人在牆下走失、尋覓、而又重獲美好浪漫的親吻擁抱。只是，與此同時，一部題為《柏林牆, 1961》（Die Mauer - Berlin '61 ）的影片，卻向我們展示了最嚴酷的事實：一對平凡的年輕父母與幼子竭盡全力還是被柏林牆無情地分開。三十年後，他們終得重逢，但卻成為精神上的陌生人：站在牆下，年輕一代的眼裡黯然無光；他們彼此不訴摧殘，但已麻木地形同陌路。因此，在記住「戈爾巴喬夫先生，打開這扇門；戈爾巴喬夫先生，拆掉這堵牆！」的同時 ，我們或許也應注目那並未渴求公眾掌聲的蕭爾茨總理：在世界一片艱難與迷惘的時刻，他親身跨過了正在施工的牆基。
＊作者呂恆君（Dr. Hangkun Strian）,德國漢學家，在柏林洪堡大學亞非研究所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及興趣領域 為文學史、電影、基督宗教本土化、國際關系等。本文原刊德國之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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