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4日，上任近一年後的德國聯邦總理蕭爾茨抵達北京，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他是中共二十大之後第一個訪華的西方大國政府首腦，搶到了「頭柱香」。北京當局的宣傳機器全力開動，宣稱蕭爾茨訪華表明，德國選擇了「反美親中」的立場，大多數西方國家並不謀求與中國脫鉤。法國總統馬克宏一度苦苦哀求與蕭爾茨一起到北京朝聖卻被拒絕，可見中國的吸引力有多大。
親中且與央視合作的德國官方媒體德國之聲大肆渲染蕭爾茨的中國之行，報導其北京一日遊如何緊湊而充實，隨行的十二家德國最大企業賺到了金山銀山。還有報導詳細回顧1972年中德建交以來，德國總理們（不分黨派）與中國的「親密接觸」，蕭爾茨是第六位訪問中國的聯邦總理。此前，梅克爾在十六年任期內，訪華多達十二次，成為歷史上訪華次數最多的德國總理。蕭爾茨要打破這個記錄估計有難度，不過，他的對華政策堪稱「沒有梅克爾的梅克爾」。
過去，德國總理、總統、議長和其他高官訪華時常常會表演「人權秀」，比如在使館會見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以此顯示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剛開始，我作為參與者之一還真認為德國是西方國家中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國家，但漸漸發現這是一場三心二意的騙局。比如，2016年3月，曾是東德祕密警察受害者的德國總統高克及夫人丹妮拉•夏迪特在北京會見曾被關押的詩人王藏等民間人士。此後，王藏和妻子王麗被非法關押數年，王藏的母親和四個年幼的孩子也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數年，其家人連基本的本的生存權、發聲權和室外活動的權利都蕩然無存。德國卻沉默似金，蕭爾茨此次訪華對此類事件亦置若罔聞，僅僅不咸不淡地泛泛提及人權、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及台灣議題，習近平和李克強輕鬆搪塞過去。
蕭爾茨訪華的推動力是跟在他後面的十二家德國跨國公司總裁們，以及更多沒有露面的總裁們。此時此刻，他們都不再害怕「政治不正確」。布魯塞爾的俄羅斯暨歐亞研究中心主任方嫻雅對媒體表示，蕭爾茨的訪問發生在「笨拙」的時間點，「要注意的是，他真的帶給中國巨大信心，因為如今的中國相當受到排斥」。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高級訪問學者巴爾金質疑蕭爾茨的訪問時機：「對北京而言，這無關乎具體成果，更重要的是德國總理在二十大後很快便訪問習近平的象征意義。這使習近平的終身領導人地位具有國際合法性，也顯示出中國沒有被孤立。」這確實是習近平的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
二戰之後，德國被視為反省戰爭罪行和法西斯主義的模範生（與日本相比尤甚），然而，這種反省卻埋下深深的禍根：德國知識界將希特勒和納粹歸結於西方文明及德意志傳統的一次畸變和特例，同時拒絕將納粹與其他暴政類比，這種思路形成了一種頑固的「政治正確」。我將毛澤東的暴政與希特勒的暴政（比如，文革的焚書與納粹的焚書）做類比，或將中國在新疆建立的關押維吾爾人的再教育營與納粹集中營做類比，立即有德國學者大驚失色，認為這種類比降低了納粹的暴行。由此，納粹被特殊化和歷史化，而德國對蘇俄、中國等共產極權國家綏靖主義的「東方政策」，也就暢通無阻。
蕭爾茨飛往北京拜見習近平，跟當年英國張伯倫飛往慕尼黑拜見希特勒，如出一轍。但不會有任何一家德國媒體做這樣的類比。蕭爾茨的北京之行意味著為習近平的中國式法西斯暴政背書——無論習近平做什麼，德國都會矢志不渝地與中國一起發大財，過去三十年德國的經濟榮景離不開中國的奴隸勞工。這是二戰前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的綏靖主義政策的重演，這也是近晚近三十年來西方經濟被中國牢牢鎖定的可悲境遇的「西洋景」。
當年，使用德語寫作的保加利亞裔英國作家卡內蒂，在觀察西班牙內戰時就洞悉了希特勒無窮盡的野心：「希特勒的勝利成為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所有人的致命威脅，因為希特勒對歷史的無知，必將導致他把一切勢力、各國人民拖入戰爭。」納粹德國吞併奧地利之際，卡內蒂逃離維也納，嚴厲批評在西方民主國家甚囂塵上的和平主義和綏靖主義，「那種對戰爭的畏懼心理，竭盡一切力量阻止戰爭的蔓延」其實是「不了解敵人，而且極其短視」，「任何顧慮、任何猶豫，任何謹小慎微都會鼓勵希特勒，這個只想試探自己到底能走多遠的人，他發動戰爭的決心因這種對戰爭的畏懼而日益增長」。但無人傾聽他的警告，直到戰爭爆發。
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逃離虎口來到美國之後，將後半生的主要精力用於研究極權主義的起源，她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最極端的極權主義成了極度的虛無主義。極權主義國家抱著這樣一種觀點來行事：一切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一切都在它的操縱能力範圍內，同時一切又都不過是不可阻擋的歷史過程的手段。」其實，不僅極權主義是虛無主義，綏靖主義也是虛無主義——綏靖主義者不相信世間有善惡之區別，只相信赤裸裸的利益和金錢。
綏靖主義對納粹的崛起及戰爭的爆發難辭其咎。在歐威爾看來，英國政府在戰前的政策，既無法維持和平，也無助於準備戰爭。當張伯倫推行綏靖政策時，大部分英國人都支持他。人們既不願意支付和平的代價，也不願意支付戰爭的代價，最後弄出一個無法保障和平、又不能因應戰爭的局面，在「不戰不和不守」的狀況下，眼睜睜看著納粹軍備不斷壯大。最終，「上層階級由於他們的姑息政策和一九四○年的敗績而聲譽掃地」。一九四○年，歐威爾憂心忡忡地表示，希特勒可能在一年之內就會利用知識份子的空虛、和平主義傾向與受虐癖，在英國帶動一場支持納粹的運動。帶風向的套路很簡單：強調英國資本主義腐敗墮落、不要讓英美的金權巨頭得勝、英國沒有比德國更多言論自由。最終要讓英國人覺得：民主跟極權主義沒有什麼不一樣。這一套話術，普丁和習近平再次拿來使用。
尤其荒謬的是：直到開戰已迫在眉睫的一九三九年八月，英國商人還在向德國出售錫、橡膠、銅等戰略物資，堪稱「經濟歸經濟，政治歸政治」的先行者——六四屠殺之後到中國投資的台灣人、香港人、日本人、歐洲人和美國人犯了同樣的錯誤，用歐威爾的話來說就是：「這就跟賣給別人用來割斷你喉嚨的剃刀一樣合理。不過這是『好生意』。」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納粹滅亡之後，綏靖主義者們都將自己打扮成反納粹的先鋒。戰後，綏靖主義者們主要是左派，綏靖主義的對象由納粹變成蘇俄。從西班牙內戰中劫後餘生的歐威爾，此後寫作的一個重要方向是揭露左派的虛偽：「那些親俄的知識分子，即使沒有迷戀上蘇聯神話，也會迷戀其他類似的神話。不過，俄羅斯神話是現成的，其腐蝕作用特別巨大。」那些人認為，如果壓抑事實有助於蘇聯推行理念，那麼壓制事實不僅是可行的，更是必要的。許多人對蘇聯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從烏克蘭饑荒到莫斯科公審——都熟視無睹，即便史達林與希特勒簽訂協議，整個左翼知識界依然視而不見。多年之後，索忍尼辛的《古拉格群島》在西方出版，很多人才恍然大悟。
如今，綏靖主義進入「柳三變」的階段。綏靖主義者由左派變成大資本家，綏靖主義的對象由蘇俄變成中國。對於習近平對普丁侵略戰爭不離不棄的支持和對台灣愈來愈明目張膽的武力威脅，蕭爾茨等西方領袖患了「選擇性失明症」。人類的愚蠢，就在於總是在同一個地方跌倒。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