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市府日前通過，將南一中前校長李昇列為學術教育類歷史名人，他的故居將於十月掛牌，成為古蹟（如同前竹中校長辛志平故居被列為新竹市級古蹟）。李昇後半生都在台灣擔任校長。他的「以愛治校」廣受學生及同事好評；他對教育「百年大計」的用心吻合「以教育為終身職志」的西方教育家理想；更重要的，他養出了「台灣之光」李安這個電影大師，是亞洲第一位兩度獲得奧斯卡獎肯定的導演。
中國人常說「嚴師出高徒」「嚴父出孝子」。這話看似有道理，但「嚴而不厲」「嚴而關懷」「嚴而有愛」才能產生真正高徒及有用子女，否則被「嚴厲」「嚴酷」淹沒的學生及子女，很難有用於世，即使事業成功，人格也無法成熟。而從李安及南一中師生的敍述看，李昇正是「嚴而不厲」「嚴而關心」「嚴而有愛」的校長及父親。例如他嚴格督促學生課業，但教育觀念先進開明，對學生自由及在校生活備極關懷。他雖不贊成李安拍電影，但李安一經決定志趣，他就默默以行動支持。他能讓那麼多南一中、二中師生對他懷念激賞，能讓兒子均有卓越藝術成就及待人謙恭、親切自然，十足證明李昇「人格治校」及「人格教子」的成功。
李安對父親是既尊敬又害怕。他的《十年一覺電影夢》口述歷史，談他兩度聯考落榜，「在我們家有如世界末日」；他改考藝專，「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拯救，渾沌飛揚的心也找到了皈依」。但父親不喜歡他走上表演，他二年級暑假時參加環島巡迴公演，「一到嘉義就開始緊張，因為快回台南了」；「在父親的印象裡，我的公演和軍中康樂隊沒兩樣。他很傷心，一心指望光宗耀祖的我沒考上大學，居然淪落為給人逗樂的康樂隊隊員。所以他一直催促我出國，希望能拿到學位，成為戲劇系教授。」
直到李安功成名就，《臥虎藏龍》一片轟動世界，他還說「這層心理障礙依舊存在，我回台灣就緊張。一臨家門，緊張壓力就迎面而來。」而且，曾在李安留學美國過程中「同意我唸電影，學費及拍片開銷家裡會幫我」的父親，依然希望這個大導演兒子未來回去當戲劇系教授。
李昇顯然是「萬般皆下品 惟有讀書高」的篤信者，對子女及學生皆有此期待，並努力為他們創造最佳讀書（如請最好的老師、推進更好的聯考成績）及生活環境（如看到學生外食得肝炎比例高，就排除萬難興建學生餐廳並嚴格管理，終於改善學生健康，同時注意體育，提升學生體育水平）。但最令人敬佩也最值得紀念的是，他在學生髮禁最嚴格時代，敢於挑戰法西斯的「清規戒律」，率先鬆綁學生髮禁。他也敢於保護老師及學生，不受威權極權迫害。李昇某台南二中學生2016年寫的《以愛治校》一文就說：「由此可以了解李校長的擔當，私下為學校（師生）扛下多少事。」「因為心中有愛，李校長對學生滿寬容，絕少出重手。」
也正是李昇這種不同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擔當」（比美傅斯年），使他無愧在今天的「民主台灣」名列台南學術教育類歷史名人，成為「校長人格治校」典範。一位如今同樣為人師表的李昇學生吳文貴，在欣聞校長故居列為紀念古蹟後，也寫了一篇《威權時代以教育為念的李校長》投書，以自己親身經驗，說明李昇的「政治擔當」：
「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逝世，當權者下令全國軍民學生到台北國父紀念館瞻仰蔣公遺容，南一中也不例外。當時唯有我們一班班會（班長帶頭）決議不參加，輔導教官簽處班長小過，送校長李㫒核示。但李昇壓下不批，只請班長（即本文作者）至校長室坐沙發教育一番。年輕的我感覺李校長的誠懇與慈祥。」「印象最深的是校長總是默默行走校園，靜靜觀察師生上課，從沒聽過校長大聲講話，更別說教訓罵人；週會、典禮講話，總是讓人有「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感覺。」
李安出名後，很多人談李昇。許信良等幾位竹中校友聚會場合，我也聽他們大讃辛志平老校長的「人格治校」及「五育并重」。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包括妻子都是北一女畢業，我也聽她們津津樂道江學珠老校長功業，如聞名全台的樂儀隊、升學率（當年我們在學時，北一女還勝過建中）、綠制服、對學生生活細節的苛刻要求。他們三位加上建中的賀翊新校長，四人被合稱為1960、70年代「嬰兒潮世代中學教育的四大教育家典範」，每位任期都長達十多到三十年。其中賀翊新的學經歷最傲人，北京大學畢業，在大陸已當過河北教育廳長，治校尤其尊重自由學風。
但很遺憾的，我唯獨沒聽過建中校友聚會場合談我們當年的老校長賀翊新。這使我在準備寫「本週重要教育人物典範」李昇時，對賀翊新的「人格治校」特別懷念，決定順便一吐為快。
我初高中都在建中就讀，校長都是賀翊新（教務主任都是蘇雨辰）。我是建中最後一批初中生，高一則是「省辦高中，市辦初中」第一屆。由於我在建中常被選為班長，因此我和校方頗多互動機會。高一時「省辦高中」學生大增，校方臨時組成高一班長聯合會，認定我是「識途老馬」，指派我權充主席，我和校方的互動更多了。
當時每週有幾堂自習課，各班時間不同，自習時學生都在大聲講話，根本沒法自習。於是我跑去找教務主任談，請他轉達校長，下午末堂逢自習課，全班可否提早放學？結果校長決定一堂不行，連續兩堂就可以。這已經算是破了建中及其他各校例子了！很顯然賀翊新是被「學生太吵，無法自習」打動，願意給我們更多「自由」。
接著，我去找幾位住在附近宿舍的副科老師（如體育、工藝等），「情商」他們把下午的課挪到上午自習課去，如此下午就有兩堂自習，一週有兩次，同學可提早兩個鐘頭放學。我把調課的事回報教務處，蘇主任也同意了。我們班於是成為建中驕子，同學大呼「班長萬歲」。不久，也有別的班級向我們學習了。
第二件事是升高二後，英文老師因故未來上課，校方連找了兩位代課，同學都覺太差，兩位代課老師遂在我帶頭示意大家鼓譟下，不敢再來。校長賀翊新為了這事在下課休息時間跑來找我（我們的教室離校長室很近），說「怎麼這麼嚴重，你們對兩位老師都不滿意？」我把同學的心聲說了。他點點頭，說「讓我來想辦法。」結果，過了一週沒有英文老師的日子後，賀校長在紅樓走廊碰到我，說「我給你們找了一位牛津大學碩士，在大學授課，你們應該可以滿意了。」我再三謝謝校長。果然同學對這位老師都很滿意。
第三件事是1965年光復廿週年擴大校慶，活動極多，校方預期人山人海，事先找我主編校慶快報。由於本屆《建中青年》改由夜間部負責，他們對學校活動經驗不足，所以指導老師希望由我主編。我把《建中青年》編委全部請來，分派各處採訪，要求火速回報，把握最快先機。我自己則親自刻鋼板、親自改寫稿件，並加畫插圖、美術字，還分門別類，有重大活動及比賽新聞，還有花絮新聞，一兩個鐘頭就印出一份快報，幾乎全是「熱騰騰」新聞，總共編出好幾份，我忙了一整天，連吃午飯時間都沒有，只能請同學帶來麵包匆匆果腹。賀校長似乎非常高興，親自跑來編輯室，對出報效率、版面、文筆大加誇讚，讓我高興得疲意全消。
看到以上寬大、善解學生之意又關懷學生的賀翊新，還有嬰兒潮世代的建中校友覺得他不如江學珠、辛志平、李昇及不該多談談他的「人格治校」嗎？
＊作者為時事評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