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中共二十大會議上，「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再次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
中共二十大通過的黨章，修改了自1992年中共十四大黨章提出的「社會主義....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主張，提出將「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中國官方新華社在2021年8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以共同富裕為中心的中央財經委員會會議後曾解釋說，所謂共同富裕「不是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富裕」，這明顯有別於鄧小平1992年寫入黨章的「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的主張。
「共同富裕」寫入中共黨章雖然才30年，但它作為政治目標，最早始於1950年代中共剛剛執掌政權之時。
毛澤東讓農村人民富裕起來
據中共黨史研究人員考證，中共最早提出「共同富裕」概念的領導人是毛澤東。1953年，毛在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提出了「共同富裕」概念；他在1955年《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中又曾說：在逐步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於手工業、對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於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在農村中消滅富農經濟制度和個體經濟制度，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從歷史背景來看，毛澤東提出農村人民「共同富裕」之時，正值剛剛建立政權不久的中共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高峰時期。
經過中共自1951年至1956年對農業、工業和商業的三大改造，中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達96.3%、超過九成的手工業者加入了合作社、資本主義工商業者通過中共的「和平贖買」政策，使「剝削者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寫道：這場席捲全中國的改造「對社會主義的選擇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確的」，但承認「後期出現了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簡單劃一等缺點，遺留了一些問題」。
而這些問題包括：政治上統一管理，罔顧農業中的種植業、林業、漁業等的科學性；對手工業者的控制導致傳統手工業萎縮，給生活造成不便；「資本家中有些人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
此後的1958年中共推出大躍進、人民公社等更加極端的經濟政策，造成1959年開始持續三年的大饑荒，即中共所謂的「三年困難時期」。
2008年，曾擔任新華社高級記者的楊繼繩經過十餘年調查研究所著的《墓碑》一書中根據多方統計數據得出結論：三年大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3600萬。
鄧小平改革開放與先富起來
1985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大部分地區，然後達到共同富裕。
1992年年初，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到南方考察時發表講話，表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這樣的背景下，「共同富裕」在1992年10月舉行的中共十四大寫入了黨章。
在中共的宣傳中，追求「共同富裕」是自鄧小平以來歷屆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和現任領導人習近平都高度重視的問題，但國際間多方統計數字都顯示中國貧富差距正是在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下迅速加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中國的吉尼係數自1990年開始一路上升，僅在十年間就超過了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作為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一個國家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重要分析指標的吉尼係數，在中國多年來居高不下。
基尼係數數值介於0到1之間，越大則意味著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國際上通常把0.4作為貧富差距的警戒線。
2021年9月，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在發佈《中國的全面小康》白皮書新聞發佈會上承認，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吉尼係數「在2008年達到最高點0.491後，2009年至今呈現波動下降態勢，2020年降至0.468」。
路透社對習近平過去十年所做的總結認為：習近平把消除絶對貧困視為中共過去十年的一個重大成就，「但是消除貧富差距證明是一個更加艱巨的難題，特別是城鄉收入的差距」，「中國與美國一樣，仍然是經濟大國中貧富差距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
「共同富裕」政策影響力
在海外觀察人士看來，中國政府近期出台的多項監管政策，對諸多民營企業的整頓和打擊都是以促進「共同富裕」之名而展開的。
這些包括教培行業、電子遊戲行業、娛樂行業、科技行業，網路巨頭、電子商務，等等。
另一方面，中國多名民營企業家響應共同富裕政策的號召，踴躍慈善捐贈。中國媒體報導稱，阿里、騰訊先後宣佈了千億元規模的「共同富裕」基金，字節跳動、拼多多、京東等互聯網企業也都紛紛宣佈了相應的目標和計劃。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報導認為，中國「先致富」的時代正式結束，「習近平在第三個五年任期繼續掌權之日，確認了中國新經濟道路的未知性，即從資本主義轉向一個更受意識形態驅動的模式。」
澳大利亞前總理、中國問題專家陸克文（Kevin Rudd）最近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Economist）撰文寫道：在經濟方面，習近平以意識形態為由顛覆了鄧小平35年的增長模式。
「共同富裕」為什麼對中共重要？
習近平2013年上台至今，曾多次就「共同富裕」問題講話。
習近平曾表示，中國絶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他承認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對中共執政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實現共同富裕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是關係黨的執政基礎的重大政治問題。」
「共同富裕」作為一個重大的方針政策多次出現在習近平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在報告中，他表示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是分配制度，提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
為共同富裕構建分配制度，被有些評論稱為是中共要走「劫富濟貧」的道路，為此中共官員多次公開否認。
美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ASPI）今年曾刊登中國政治高級研究員吳國光的分析報告，認為習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有三個方面的目的:
#消除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因為這些是中國要實現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目標，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大難題 ;
#共同富裕有重大政治意義，實際上是一個民粹主義戰略，要振興中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基，加強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和習近平的個人權威；
#促進中國社會主義專制制度在話語、道德、物質和制度上相對於西方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在世界範圍內傳播「中國模式」。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何瑞恩（Ryan Hass）對習近平力推「共同富裕」政策的目的分析認為：隨著習近平反腐工作最初引發的震驚逐漸消退，他通過向富人課重稅等諸如此類倡導社會更加平等的動作，為自己提供了一個與人民結盟、反對權貴的新機會。這種努力還有一個必然的好處，那就是限制中國的新寡頭們不要挑戰他或中國共產黨掌控中國的權威。
美國《紐約時報》報導也認為，習近平的「共同富裕」運動有政治目的，即加強公眾對習近平領導地位的支持，同時鼓吹中國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比西方制度優越。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在《經濟學家》雜誌發表的文章認為，習近平主推了一個以振興國有企業和大規模工業政策為主要內容的「新發展理念」；對私營行業實行新限制，對科技、房地產和教培行業發起政治攻擊，並把 「共同富裕」作為工作重點。這些與中國在商業活動中的國際經濟政策相匹配。這是以習近平的「雙循環經濟」理論為基礎，即中國有必要自給自足和重新確保中國自己的全球供應線，以應對習近平認定的美國從系統上與中國的脫鉤戰略。
「共同富裕」的可行性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經就中國的共同富裕是否能刺激經濟雙循環撰文，認為中國政府提出的共同富裕「不是通過提高工資的方式，而是將它認為企業和富人的超額利潤以財政轉移支付和企業及富人捐贈的形式轉讓給中國的中產階級和工人家庭。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政府可以保持國內工資的競爭力，同時通過有效地向工人和中產階級提供更多的商業利潤，提高整體家庭收入水平。」
佩蒂斯認為，這麼做有三點需要特別謹慎：
首先，中國的企業和富人所捐贈的數額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非常小的份額，在2017年僅為GDP的0.2%，因此中國想通過第三次分配的方式共同富裕，「不僅需要大量增加私人捐款，更重要的是，需要對捐款形式進行重大調整。」
第二，通過迫使私營部門承擔中國收入分配再平衡的主要調整成本，倡導共同富裕有可能破壞中國經濟的活力。
第三，也是佩蒂斯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西方不同。
「在西方，家庭收入通常佔GDP的70-80%，主要的收入扭曲體現在富人和非富人之間增長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然而，在中國，家庭保留的份額要小得多，大約佔GDP的55%。雖然收入不平等肯定是中國的一個問題，但中國的低消費率主要不是由家庭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家庭收入在GDP中的低份額造成的」。
因此，佩蒂斯認為，中國政府只有通過直接或以社會福利等間接方式把收入從地方政府轉向家庭，這樣才可能推動中國家庭的消費使其在中國下一階段的經濟增長中發揮更正常的作用。
不過，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就已經表示，「促進共同富裕，不能搞福利主義那一套」。習近平還說，共同富裕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後通過合理分配制度把蛋糕切好分好。
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行政學院的高級研究員威廉·H·歐威霍特（William H Overholt）在《國際經濟》雜誌（International Economy）上刊登文章認為，習近平要實現共同富裕政策所承諾的收入公平，需要徵收大量的財產稅、高度累進的所得稅、停止對農村人口向城市移民的控制、大幅放寬農村土地權利以及改變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稅收權力平衡。
但習近平迄今為止所出台的諸如要求大公司和富人捐款等措施並沒有效果，而真正能發揮作用的稅務政策，如就財產稅所展開的討論至今沒有下文。
他認為，習近平最終像拜登一樣都無力改變國家的嚴重貧富差距問題。
在他看來，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所描繪的是「一份鼓舞人心的願望清單，正像一個世紀前的社會主義承諾一樣是鼓舞人心的。而且，中國實際的政策正在完成許多西方民主制度目前似乎無法實施的事情，例如在綠色能源方面取得了異常迅速的進展。」
但是他又說，習近平的共同富裕「也是一種既要吃掉蛋糕、又要留著蛋糕的不可能願望。」
在歐威霍特看來，外國公司和國家將拒絶這樣一種制度，中國吸引外國公司進入，因為他們掌握著技術，但到頭來，中國卻不讓他們來分享國內市場的大蛋糕，就像中國自己要求西方做到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