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
在黨外的反對者中，最著名的成員（也是官方抓捕的主要目標）當數普世派與自由派的知識分子、維權者以及人權律師。在江澤民與胡錦濤時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對輿論曾有很大的影響力，他們認為批評政府是他們的使命。當時的中國政府對他們仍有所忌憚：一方面礙於輿論反彈，不敢對其太過強硬，對他們卻又不敢完全放縱。不過在習近平上台兩三年後，這種不敢抓又不敢放的態度出現了根本的改變——習政府開始對這些人進行鐵腕鎮壓，最終造成自由派的潰敗。
鄧聿文表示，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在習時代幾乎被消除殆盡，除了少數敢於批評者之外，多數人不是保持沉默就是只能逃往國外。由於當局有效地貶低了「公知」的含意，在今日中國「公知」已經淪為笑柄罵名，知識分子們在習近平上台前公開針砭時事、討論西方制度、甚至批評政府的場景已不復見。
維權者
鄧聿文認為，在黨外的反習勢力中極具行動與組織力，使當權者最為忌憚者就是維權人士。這些人 往往與政治或黨派無涉，是因爲切身利益遭到政府或企業的侵犯，才挺身捍衛自己的權益。這也使得維權人士往往特別堅決、並且有組織地進行反抗。中共向來對「組織性的反對力量」打擊最為嚴厲，對其領導者更是處以重刑，像是2015年7月的「709大抓捕」。
民營企業家
民營企業通常會跟政治保持距離，但企業家之中仍不乏習近平的反對者。鄧聿文認為企業家的利益通常跟官員保持一致，像是明天系集團創辦人肖建華（在六四事件中全身而退，被認為配合中共擔任告密者）、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曾任王岐山的助手）；甚至企業家與中共高幹後代的聯姻也時有所聞，像是與鄧小平外孫女鄧卓芮結婚的安邦保險主席吳小暉。不過在「反腐打貪」的過程中，企業家往往也難免被捲入其中，自然也就與習近平為敵。
除了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鄧聿文認為中國的私有財產根本不受保障，才是企業家們反習的更根本原因。企業家的投資只要違反當局意願、大到讓政府感到擔心、或是只因為企業家沒辦法討好當權者，都有可能遭到政府與官員們的任意處分。像是馬雲、馬化騰都遭到政府逼捐；大午集團因為跟國有企業打官司，51億資產竟然遭到政府沒收賤賣；阿里巴巴、滴滴打車、補教業龍頭新東方都遭到打擊或被迫重組。鄧聿文認為，這是因為中共將私人資本與企業家視為潛在的異議者，但企業家們就算不滿習近平，通常也只是一種無聲的反對，不至於跟當權者直接發生衝突。
極左毛派
鄧聿文認為，習近平政權雖然也揮舞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但那只是當成掩蓋高層利益的遮羞布。極左毛派則是真誠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念，批評當局對下層人民和工人利益的漠不關心，甚至直接採取行動。像是10月13日出現在北京四通橋的抗議標語呼籲罷工罷課，顯然就展現了極左毛派的影響力。因此激進左派人士在中國也遭到強硬鎮壓，特別是那些精通毛澤東著作、甚至遵循毛的主張試圖組織工人的年輕毛派分子，這也將極左毛派推到了反習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