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錯誤的佔領政策～導致日本不用面對侵略罪刑
相對於德國人的敢於面對戰爭罪刑，日本則是另外一種狀況。盟軍剛剛佔領日本時，曾經透過盟軍總部民間新聞教育組，撰寫《太平洋戰爭史：日本軍國主義和詭計之破壞（A History of Pacific War：The Destruction of Deceit and Militarism in Japan ）》一系列探討戰爭真相的文章，並公開在日本的各大報連載，它列舉出日本的所有戰爭罪行，告訴日本民眾，因為日本政府隱瞞真相，對日本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盟軍藉助－－重塑日本人對戰敗以及軍國主義之邪惡看法，讓日本百姓了解日本何以戰敗，如此，日本才能真正去面對與反抗邪惡的軍國主義，之後才能將日本帶回正常和平國家之列。但美軍為了統治上的方便，他們希望確保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雖然追究日本的戰爭罪行，卻刻意將挑起戰爭的責任歸咎到一小撮「軍國主義者」的頭上，並描述以裕仁天皇為中心的「溫和派」追求和平的努力，這些「軍國主義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與野心，不但欺騙了日本民眾、甚至天皇都被矇騙！這樣的錯誤作為不但造成日本人的困惑，也抵銷了戰後日本人對戰爭罪行的反省力量，更使得保守力量重新掌握日本的政權力，1945年11月5日，當時的幣原內閣（註二）通過一份有關戰爭責任的文件，文件中就明白表示「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因為周邊局勢所被迫發動的」；也就是說，當時日本會發動戰爭：「大東亞戰爭」，是因為受到－－美、英、中、荷…等國對他施加軍事與經濟壓力；即日本在二戰時，是受到所謂的A、B、C、D大包圍。在出於自衛之下，日本才會突襲英、美等國！這種錯誤的描述，讓侵略他國的日本人從戰爭的加害者，變成「被動反擊」的受害者；甚至有關突襲珍珠港的細節，裕仁都被蒙在鼓裡…這份文件最後也成為戰後日本右派政客對於大戰的主要論點與結論！由於美國的縱容，使得許多日本軍國主義罪犯戰成為1946年東京大審的「漏網之魚」；例如惡名昭彰的731部隊的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Shiro Ishii，1892～1959），就因為在戰後對美軍「毫無保留」的交出了所有人體試驗的機密資料，因而來換得無罪釋放，同時為了掩蓋有關資訊，美國在1945年12月對外宣佈了他的死訊，甚至還公開偽造了一場葬禮，讓石井免於受到戰犯懲罰。除此之外，部分被判有罪的戰犯也大多在1949年和1950年之間被提前釋放。致使許多犯有嚴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財界和軍政界擔任要職，例如甲級戰犯岸信介（Yamaguchi，1896～1987，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在釋放之後還當上了日本首相。由於日本國家機器長期控制在被釋放的戰犯和軍國主義分子（或其後代）手中，所以日本從來不會也不覺得－－需要反省戰爭罪責，他們不但不將戰爭罪責與歷史列在教科書中，甚至還美化戰爭罪行，因此德國前總理赫爾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就非常嚴厲的指責說：「日本人在亞洲沒有朋友」。有日本良心之稱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1913～2002）在其所著之《戰爭責任／臺灣商務，2006／11／1出版》一書當中，也相當沉痛的寫道：「……日本這個國家不只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得擔負起國際上的責任，也得謹記對本國國民要負起國內的責任……代表日本國家機器行使權力的個人，也應負起等同的責任。相對的，不在權力位階上的被統治者的日本國民是不是就沒有責任？我認為還是有不同於有權力者的責任。然而，雖無行使權力的地位，卻忠實地遵從權力的意志，並發揮其影響力以促其實現的情形…反抗者、推動戰爭者、聽從者等則又有不同意義的責任，應列入討論。不僅如此，在戰爭當時物資及精神未受影響的嬰兒世代，戰後出生『不知戰爭的世代』是否也有戰爭責任的議題也不能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