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反省從「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人開始為其在戰爭期間所犯的罪行一一反省、道歉和懺悔，除了清算納粹歷史，掃除納粹遺毒之外，從來沒有為納粹的侵略和屠殺行徑進行過任何辯解。最早在戰後的1945年11月到1946年10月，盟軍在德國東南部的歷史名城紐倫堡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對22名納粹首要戰犯進行公審，這就是著名的－－「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累積的審判記錄和證據總共有42大冊，被起訴的22名重大納粹戰犯當中，除了前納粹空軍司令戈林在宣判前服毒自殺之外，另外11名罪大惡極的納粹戰犯被處以絞刑，7名判處重刑，3名無罪釋放告終。而整個戰後盟軍在德國總共起訴戰犯70,000人，其中有36,000人被定罪確定；其實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各同盟國之間對於大戰之後要如何處理納粹戰犯相當分歧。英國人最反對審判這些戰犯，邱吉爾甚至直接主張將他們當成罪犯槍斃了事。反倒是蘇聯領袖史達林建議公審再予以處死，他說這樣可以「免得世人以為我們不敢審判他們」。只有美國人主張由法律解決。最後同盟國達成協議，同意合組「國際軍事法庭」，並在納粹經常舉辦大型集會的紐倫堡（Nuremberg）進行這場世紀大審。納粹在1933年，就在這裡舉辦了第一次黨代表大會，而希特勒奪得政權之後，著名的《反猶太紐倫堡法案》也是在此處出爐的。
有德國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延續，因為歐洲各國強加給戰敗德國的補償壓力，把德國逼上絕路，不僅無法催生民主與和平，還種下了日後德國復仇的禍根。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則是延續了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列強憑藉著船堅砲利到處掠奪所必然產生的行為。在整個歐洲近代史中，德國充其量不過是個後起的強勢爭奪者而已。但納粹卻讓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喪失戰爭中最基本的行為道義，也就是說，希特勒不應該在全世界都厭戰的情況下發動了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最糟的是他不但侵略別國，還將軍事行動加入了殘忍的種族滅絕政策，不但有計畫的滅絕歐洲的猶太人，也連帶造成許多被侵略國百姓的大量死亡，其中蘇聯就因此死亡超過2,660萬人（超過當時俄國總人口的1／10以上）。1949年9月12日，戰後德國第一位總統特奧多爾․豪斯（1884～1963）在聯邦議院發表就職演講時指出：「德國有些人『一心儘快忘卻過去的一切』的態度表示擔憂，他因此提醒德國百姓──不要忘記德國歷史上的『重負』，不要忘記德意志人在爭取民主方面的無能」。8天後（9月20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簡稱「聯邦德國」或「西德」）正式宣告成立。1951年9月27日，西德第一位總理、與路德維希․艾哈德（1897～1977，曾擔任西德經濟勞動部長、聯邦總理）一同被譽為德國「德國經濟奇蹟之父」的康拉德․艾德諾（1876～1967）在《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政府聲明》中表示：「新的德意志國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對猶太民族犯下了罪行，並且有義務做出物質賠償時，我們才算令人信服地與納粹的罪惡一刀兩斷了。」為此他特別向以色列政府提出了進行官方賠償談判的建議。他說，儘管絕大多數德國人與納粹分子屠殺猶太人的罪行無關，「但是，無法形容的罪行卻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的，因此德國人民有責任作道德和物質上的補償。」由於當時德國正忙於重建，很多人認為清算納粹的罪刑應該已經足夠了，尤其是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犯下的罪行只是國家與軍隊領導人的責任，眾多的德國人不過是這個殺人機器上的「零件」，在國家的命令與暴力脅迫下，他們只是在單純的執行命令，根本無需為罪行負責。
鮑爾干犯眾怒～堅持捉拿納粹戰犯
不過時任西德黑森邦（Hessen）檢察總長的佛列茲‧鮑爾（Fritze Bauer，1903～1968）卻不這麼認為，鮑爾堅信，「持續追緝納粹是為了誠懇面對過去，唯有如此德國才能擁抱未來」。鮑爾具有猶太血統，在希特勒發動大屠殺期間，幸運從集中營生還，戰後回任檢察官的鮑爾致力於搜尋納粹戰犯及其罪行證據，因此被譏為「一心復仇的猶太人」。反對者批評他說──德國好不容易才慢慢走出戰敗的陰影，為何還要不斷以審判納粹來自揭瘡疤呢？面對社會的壓力，孤軍奮戰的鮑爾曾無奈的說：「當我步出辦公室，就踏入了敵人的世界。」
1957年，鮑爾獲知有「納粹劊子手」稱號、「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負責人──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躲藏在阿根廷。鮑爾評估了一下當時的情勢，他認為戰後西德政府內前納粹官員那麼多，為了自己、為了脫罪，這些人絕對不會認真追捕艾希曼。於是，鮑爾不惜背上叛國罵名，私下將艾希曼下落告訴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Mossad），這個情報組織在第二次界戰結束之後以追捕、獵殺前納粹成員聞名於世。摩薩德也不負鮑爾期望，成功從阿根廷將艾希曼綁架送至以色列接受審判，而這也是繼「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之後最有名的納粹戰犯審判，也再次喚醒世人對納粹暴行的重視，最後終於促成了德國政府重啟對納粹成員罪行的追究行動。
西德在1958年11月，成立了「追查納粹罪行總部」，對幾十萬有關二戰期間的罪行重新進行調查。經過長時間的蒐證與辯論，1963年，德國終於在法蘭克福召開著名的「法蘭克福審判」（Frankfurt Auschwitz trials），鮑爾出任首席檢查官。與「紐倫堡大審」只審訊納粹高官不同，法蘭克福審判除了要深究負責殺人的集中營人員，也將依指示行動的人員確認為共謀，確立了「服從即有罪」的原則，讓「服從指示」和「未親手殺人」不再是戰後納粹種族洗清罪責的脫罪藉口。這個審判不單只是要彰顯正義，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教育下一代的德國人重新了解納粹暴行，因為大屠殺絕非幾個人可以幹成的，需要一大批盲目且贊同希特勒主張的幫兇，也就是說──沒有一個德國人可以置身事外，要持續反省，才能徹底彌補歷史的傷口。
由德國國寶演員布卡克萊斯納（Burghart Klausner）主演，2016年5月28日，在有「德國奧斯卡」之稱的德國電影獎，一口氣拿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最佳劇本」「最佳男配角」「最佳美術設計」「最佳服裝設計」等六項大獎的電影──《大審判家（The People vs. Fritz Bauer）》就是由這段史實改編而來的。
布朗德的「華沙之跪」感動敵人
1970年，當時的聯邦德國（西德）總理威利・布朗德（Willy Brandt，1913～1992）訪問波蘭，跪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表示自己要「替所有必須這樣做而沒這樣做的人下跪」；這一跪被世人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不但感動了波蘭人與猶太人，同時也被視為戰後德國與東歐諸國改善關係的重要里程碑。1971年10月，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一致通過，宣佈布朗德為當年《諾貝爾和平獎（Nobel Peace Prize）》得主。1985年5月8日，時值德國戰敗40周年的紀念日之際，當時德國總統魏茨澤克（Richard von Weizsaecker，1920～2015）發表了題為《荒野的40年》的著名演說，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那些無視過去歷史的人，也會對現實視而不見」，同時魏茨澤克也鼓勵德國人說，這天並非屈辱的投降日，而是讓德國從不人道的納粹暴政中解放出來的「解放日（day of liberation）」。統一後的德國在1992年5月13日，與美國達成協議，根據美國1976年10月18日【公共法94～542號】及【國際追討處置法案】解決了至少1,900多份賠償申請，任何美國公民在前民主德國（前東德）被沒收的財產皆可轉向統一後的德國政府追討。這些協議給那些不適用於賠償法或自願選擇一次性了斷的申請人一次性的補償。當時聯邦政府所簽訂的國際協定曾限定賠償總額在15億馬克（註一）以內，但到2015年為止賠償總額已超過了39億馬克（1,994,038,866.79歐元）。估計當所有賠付申請完成後，德國政府的支付的賠償總額恐怕要超過40億馬克（2,045,168,068.5歐元）。
1995年6月，德國前總理科爾（Helmut Kohl，1930～2017）繼威利・布朗德之後，雙膝下跪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重申德國對猶太人的歉意；二戰後蘇軍攻進德國柏林，為了報復德國入侵，蘇軍到處燒殺擄掠，當時被強姦殺害的德國婦女就超過10萬人。而科爾的已故夫人漢勒羅爾・科爾當年只有12歲也同時與母親一起被蘇軍士兵強姦，但是柯爾仍舊為德國在二戰時所犯的錯誤向被入侵國誠摯道歉。隨後科爾也參觀了記錄德國殺害600萬猶太人的耶路撒冷大屠殺博物館，並在留言簿上寫下：「德國人對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1994年統一之後的德國議會更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嚴禁以任何形式宣傳納粹思想，並對新納粹分子進行嚴厲追究；德國刑法規定：「任何人不論以何種方式，否定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行」，都構成犯罪。2000年12月6日，位於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紀念碑旁的布朗德紀念碑落成完工，紀念碑上浮雕著當年布朗德下跪向時的情景，讓歷史最動人的那一幕永遠呈現在人們的目光當中。當時受邀揭幕的德國總理施羅德（於1998年至2005年擔任聯邦總理）在致詞時說，布朗德當年用這樣一個特殊的方式告訴人們：「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勇敢地背負起歷史的責任，才能走向明天」。
敢正視歷史才有勇氣面對未來
德國法西斯給世界帶來的災難永遠無法被遺忘，但德國人勇於正視這段歷史。經過幾十幾年來不斷地反省自責，德國主流社會開始形成一種共識，那就是永遠銘記這段恐怖的歷史，永遠記住納粹法西斯的罪行，並要把這種認識世世代代傳下去。曾經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的姜長斌在其專文《德日兩國對戰爭罪行史的不同態度－－兼與日本學者岡部達味辯論（全文刊登在－－《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5年第二期）》指出：「納粹政權以德國人民的名義犯下累累暴行，也使德國民眾深受苦難。戰爭罪責問題成為極其迫切的道德問題。盟國強調全體德國人都要對納粹暴政負責。他們要求德國人參觀集中營，幫助掩埋遇難者屍體，觀看納粹罪行和審判罪犯的電影資料。紐倫堡審判期間，報刊、廣播一直跟蹤詳加報導，披露諸多納粹內情。歐根‧科貢的《黨衛隊國家》和彼得‧孟德爾松的《紐倫堡文件》等書籍，極大地震動了德國民眾的心靈。他們萬分羞愧，自責希特勒為什麼會在德國上臺？個人在納粹暴政中應該承擔何種責任？如何重建德國的價值觀？著名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1883～1969）認為，「戰爭罪責問題是『德國人靈魂存亡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才能給德國人的靈魂帶來必要的、徹底的新生」。1946年，他出版了名著《罪責問題》。該書把罪行區分為：刑事罪，這要由法庭解決；政治罪，要求征服者用武力和權力強行解決；道德罪，要求人們反思、懺悔，以便得到新生；抽象罪，由於人類是休戚與共的整體，每個人對待不公正，都應當分擔責任。雅斯佩斯認為，所有德國人都犯有這種意義或那種意義上的「罪行」，都要「為我們的政權，為這個政權的行動，為發動戰爭……為我們讓其高踞於我們頭上的領導人的行為」負責。必須勇敢地承擔責任並接受這種責任帶來的政治後果，應當承認和接受外國所提出的懲處、問責和賠償要求，憑良心獨自反省。「如果不在深刻認識罪行的基礎上經歷一個淨化過程，德國人就永遠不會發現真理」。德國天主教會參與了這場良心自救運動。自由派天主教領袖們通過《法蘭克福雜誌》發出號召：在十二年異教信仰和虛無主義之後，德國人必須實現宗教復興和道德重建。政論作家們進而批判德國軍國主義和「普魯士精神」。著名史學家邁內克（1862～1954）的著作《德國的災難》認為，納粹的出現及其帶來的災難，是現代歷史、特別是德國歷史的源遠流長的產物；德國未能將精神和權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從而鑄成通向希特勒主義毀滅道路的歷史根基…」。除了戰後的審判，其實在希特勒主政時期，德國人總共發動過42次的反納粹暗殺行動，最後一次是發生在1944年7月20日由史陶芬柏格上校（1907～1944）領導的──《華爾奇麗雅（Operation Valkyrie）》暗殺行動，可惜都以失敗收場，有上萬德國人因此遭到納粹殺害。
美國錯誤的佔領政策～導致日本不用面對侵略罪刑
相對於德國人的敢於面對戰爭罪刑，日本則是另外一種狀況。盟軍剛剛佔領日本時，曾經透過盟軍總部民間新聞教育組，撰寫《太平洋戰爭史：日本軍國主義和詭計之破壞（A History of Pacific War：The Destruction of Deceit and Militarism in Japan ）》一系列探討戰爭真相的文章，並公開在日本的各大報連載，它列舉出日本的所有戰爭罪行，告訴日本民眾，因為日本政府隱瞞真相，對日本造成極為嚴重的後果。盟軍藉助－－重塑日本人對戰敗以及軍國主義之邪惡看法，讓日本百姓了解日本何以戰敗，如此，日本才能真正去面對與反抗邪惡的軍國主義，之後才能將日本帶回正常和平國家之列。但美軍為了統治上的方便，他們希望確保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卻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雖然追究日本的戰爭罪行，卻刻意將挑起戰爭的責任歸咎到一小撮「軍國主義者」的頭上，並描述以裕仁天皇為中心的「溫和派」追求和平的努力，這些「軍國主義者」為了個人的利益與野心，不但欺騙了日本民眾、甚至天皇都被矇騙！這樣的錯誤作為不但造成日本人的困惑，也抵銷了戰後日本人對戰爭罪行的反省力量，更使得保守力量重新掌握日本的政權力，1945年11月5日，當時的幣原內閣（註二）通過一份有關戰爭責任的文件，文件中就明白表示「日本的侵略戰爭，是因為周邊局勢所被迫發動的」；也就是說，當時日本會發動戰爭：「大東亞戰爭」，是因為受到－－美、英、中、荷…等國對他施加軍事與經濟壓力；即日本在二戰時，是受到所謂的A、B、C、D大包圍。在出於自衛之下，日本才會突襲英、美等國！這種錯誤的描述，讓侵略他國的日本人從戰爭的加害者，變成「被動反擊」的受害者；甚至有關突襲珍珠港的細節，裕仁都被蒙在鼓裡…這份文件最後也成為戰後日本右派政客對於大戰的主要論點與結論！由於美國的縱容，使得許多日本軍國主義罪犯戰成為1946年東京大審的「漏網之魚」；例如惡名昭彰的731部隊的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Shiro Ishii，1892～1959），就因為在戰後對美軍「毫無保留」的交出了所有人體試驗的機密資料，因而來換得無罪釋放，同時為了掩蓋有關資訊，美國在1945年12月對外宣佈了他的死訊，甚至還公開偽造了一場葬禮，讓石井免於受到戰犯懲罰。除此之外，部分被判有罪的戰犯也大多在1949年和1950年之間被提前釋放。致使許多犯有嚴重罪行的人重新回到財界和軍政界擔任要職，例如甲級戰犯岸信介（Yamaguchi，1896～1987，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在釋放之後還當上了日本首相。由於日本國家機器長期控制在被釋放的戰犯和軍國主義分子（或其後代）手中，所以日本從來不會也不覺得－－需要反省戰爭罪責，他們不但不將戰爭罪責與歷史列在教科書中，甚至還美化戰爭罪行，因此德國前總理赫爾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1918～2015）就非常嚴厲的指責說：「日本人在亞洲沒有朋友」。有日本良心之稱的歷史學者－－家永三郎（Ienaga Saburo，1913～2002）在其所著之《戰爭責任／臺灣商務，2006／11／1出版》一書當中，也相當沉痛的寫道：「……日本這個國家不只對其他國家、其他民族得擔負起國際上的責任，也得謹記對本國國民要負起國內的責任……代表日本國家機器行使權力的個人，也應負起等同的責任。相對的，不在權力位階上的被統治者的日本國民是不是就沒有責任？我認為還是有不同於有權力者的責任。然而，雖無行使權力的地位，卻忠實地遵從權力的意志，並發揮其影響力以促其實現的情形…反抗者、推動戰爭者、聽從者等則又有不同意義的責任，應列入討論。不僅如此，在戰爭當時物資及精神未受影響的嬰兒世代，戰後出生『不知戰爭的世代』是否也有戰爭責任的議題也不能缺席。
確立了日本本國及日本國民在各個範疇所必須負的戰爭責任後，與日本交戰的聯合國各國對日本、日本國民的責任也應該討論，而不該只是做單向的批判。聯軍所執行的審判戰犯曾被批評是『勝利者的審判』，難免在不知不覺間將對日本及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誘導至否定的方向，此間也是將聯合國方面的責任全束之高閣」。
日本右翼凸顯日本的幼稚與無知
如此經過70多年，在日本政府刻意隱瞞與壓制下，日本並沒有實質進行過任何有關於「南京大屠殺」之官方研究。許多日本右派學者對於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多以堅決否認代替懺悔，並大放厥詞的說其為「虛構」與「幻影」，甚至說這些指控都是「中國人編造的謊言」、或是「美國的戰時宣傳」，做為對日本人殘忍的根據，藉此為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找到合理的理由；要不然就是盡量縮小被殺害的人數，由數千人到數萬人。
日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教授渡部昇一在《仍然應該說NO的日本》一書之【『抨擊日本』的根本有兩個誤解中】中為所謂的「南京大屠殺」辯解道：
「……我認為，沒有南京大屠殺…如果以這種誤解（指南京大屠殺）來合理化原子彈的投下的話，毫無罪過而瞬間原子彈的爆炸而死亡的廣島與長崎市民的靈魂將永遠不得救…
首先是關於犧牲者的人數，遠東軍事法庭上說是20萬人，中國方面稱為35萬人到40萬人。
但是當時的南京，與東京世田谷區的面積差不多，其人口，根據當時在南京的外國記者的記錄，大約為15萬人，加上國民政府軍35,000至50,000人，頂多20萬人。除非投下原子彈，要把這一切的人屠殺是不可能的。雖然有殘暴的行為，但死亡的數目和情況，與納粹的奧希維茲（註三）大異其趣，各國要有這各事實的認識才對。最近，某報根據軍方的聯隊報告所累積的犧牲者人數為10,000多人。聯隊報告有誇大其詞的傾向，所以實際數目應該比這個少很多。甚至於有人說充其量，為4,000人的犧牲者。…但從世界史來看，這也不是無前例的大規模屠殺。…而且這4,000人是不是皆為市民也不清楚。據說也有便衣隊（游擊隊）的處刑和俘虜的「叛亂」。又，俘虜暴動時，對其屠殺，不能算是殘暴行為，而應視為戰鬥行為。…」
號稱是日本現代皇室歷史權威專家秦郁彥（Hatta Ikuhiko，1932～；曾撰寫－－《日中戰爭史》等書）認為：「被屠殺的中國老百姓，可能在12,000至42,000人之間」，他還將被屠殺者分類分項，他認為被屠殺的老百姓應該是被誤認為便衣兵而被「誤殺」。
鈴木明在1973年出版《南京大屠殺之虛幻（南京大虐殺の虛幻性）》（文藝春秋社出版）一書，駁斥「百人斬」為虛構。此後在日本，關於「百人斬」是否屬實，成為爭論的話題。
1990年，當時擔任日本眾議員的日本右派代表人物－－石原慎太郎在接受採訪時就非常狂妄的說：「…南京大屠殺，那不是真的，它是中國人編造的故事。這個故事破壞了日本的形象，它全是謊言。」到了2005年11月3日，當時已經當選為日本東京都知事（東京市長）的石原慎太郎，在華盛頓發表講演中談及「南京大屠殺」時稍微改口的表示，「當時的日本軍隊不可能在6星期內殺死40萬人」，並主張日本和中國應合作對其進行正確的驗證。
而更極端的言論是日本拓植大學（Takushoku University，由日本前首相桂太郎於1900年創立）講師田中正明在1984年6月出版一本名為《「南京大屠殺」之虛構》的書，書中以個人的許多謬論將把南京大屠殺從歷史上一筆勾銷。與之唱和的是政治立場傾日本軍國主義的臺裔日籍作家－－黃文雄在《中國入門》這本書的內容當中認定，所謂「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歷史中多次發生的大屠殺翻版而已，他舉清朝名將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軍征伐太平天國，所引起的「天京（南京）大屠殺」為例，認定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就是中國人所偽造的。1985年當時擔任日本文部省大臣的藤尾正行也公開呼應了這種說法，他說：「南京大屠殺是一種想像，是誇張捏造的」！1994年法務省（中井洽擔任法務大臣）也表示，所謂的南京大屠殺，只是未經證實的傳說。
2002年11月日本集英社旗下的【Young Magazine】開始連載本宮宏志所畫製的漫畫《國家燃燒》。這本漫畫《國家燃燒》是部半自傳半歷史的作品，透過主人翁的經歷來看日本在二戰以來的變化。連載到2004年9月16日及22日時故事發展至日本侵華，在南京展開大屠殺的故事。這卻引來－－日本右翼政客、團體及網客…對集英社不斷抗議及施壓，並痛駡本宮「利用虛假材料纂改歷史」及「自虐史觀毒害年青人」。最後集英社作出讓步，宣佈暫時停載《國家燃燒》。幾個月後《國家燃燒》重獲連載，目的是讓它草草收場。本宮被右派打壓後轉去畫《上班族金太郎》的續集。集英社最後也不得不宣佈《國家燃燒》的單行本删掉所有與「南京事件」有關的部份，這才讓爭議平息。
2007年2月26日，日本自民、民主兩黨的右翼國會議員召開首次所謂「檢驗南京事件真實性之會議」。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稻田朋美（2016曾任防衛大臣／即國防部長）在會議上表示：「明知道是謊言，卻不提出抗議，這有損國家利益，有損國家的名譽。」會議中他們透過拓殖大學教授藤岡信勝來驗證已故美籍華人作家張純如的英文著作《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書中有關於南京大屠殺證據所登載照片的真偽。與會的日本右翼分子大聲叫囂──「南京大屠殺被世界性的反日運動所利用，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人數被誇大。」
中文《維基百科》對於「南京大屠殺」的爭議曾經這麼寫道（註四）：
「……有關南京大屠殺的過程與死傷人數至今仍有爭論，其中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認定至少20萬以上，中國學者認為30萬以上，而日本學者之研究則眾說紛紜，從20萬以上到數百萬不等，還有『不存在』之說。
在中國，南京大屠殺往往是國民對日本右翼為侵略歷史翻案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日本，公眾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卻存在著廣泛不同的情緒及觀點，尤其是保守派，認為南京大屠殺是被誇大、甚至是憑空捏造的反日外交工具，也有人認為否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主義的表現。由於日本人對南京大屠殺的意見有著廣泛的分歧，因此視乎講話者的觀點，南京大屠殺可能被稱為『南京大虐殺』、『南京虐殺』、及『南京事件』等。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是中日關係中存在的重要問題之一。」
相當於中華民國教育部的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在2015年4月6日公佈了隔年（2016年）將採用的初中（國中）教科書審定結果，總共18冊的教科書中不但首度將「釣魚台／島（日本稱為：尖閣群島）」與「獨島（日本稱為：竹島）」標記為日本固有領土，書中甚至連「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罪證確鑿的戰爭犯行，也遭到不同程度的修改與刪除，這代表日本政府長期推行的「去侵略化」史觀，已經全面在日本各個角落生根發芽！
最特殊的是，日本早在1952年與1953年就通過【戰傷病者戰歿者遺族援護法】及【恩給法】，也就是日本政府會依法編列預算來照顧服役超過一定年限的二戰老兵，不過上述法案並不包含原殖民國的國民──即不包含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期間在殖民地所徵招的軍人與軍伕。這不但不公平，而且比對同樣是發動侵略戰爭的──德、義兩國，這是世上絕無僅有的惡例。
左圖：【南京大屠殺之百人斬比賽日文報導－－照片中兩人均屬於日軍第16師團（京都師團）第19旅團第9聯隊富山營的向井敏明少尉與野田毅少尉兩人在南京市比賽殺人；這個殘酷的殺人比賽分成兩次，第一次比賽：向井殺了106人而野田殺了105人。但因為分不清誰先殺滿100人，勝負難分，因此兩人又相約以殺滿150人作為比賽之最終勝負，這張照片的是由《東京日日新聞》的特派記者淺海一男在江蘇常州請《東京日日新聞》的攝影師佐藤振壽拍攝的。根據《東京日日新聞》的報導，兩人早在南京戰役之前，在到達句容之前，就已經展開所謂的砍人比賽，向井少尉砍死了89人，野田少尉是78人，由於戰績甚為接近，因此兩人在進入南京市之後又再比了一次。】
納粹德國駐波蘭總督──漢斯‧弗蘭克（註五）在紐倫堡法庭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張純如在《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南京浩劫》一書中寫道：「時至今日，面對世界輿論，日本仍拒絕對其戰爭行為表明悔意。甚至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儘管戰爭法庭審判一些日本領導人有罪，日本人還是設法逃脫了文明社會的道德審判，而德國人則要為他們在那段夢魘般時期的行為接受譴責。在繼續逃避審判的時候，日本人又成了另一樁罪行的主謀。諾貝爾桂冠詩人伊利‧威塞爾多年前就曾提出警告：忘記大屠殺就等於第二次屠殺。」；張純如還在結語中引用西班牙哲學家小說家－－喬治‧桑塔（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的不朽警句：「那些不牢記歷史教訓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轍」！
有良心的日本的歷史作家也呼應的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明明是：全面性敗戰而無條件投降，但日本卻用了「終戰（戰爭停止）」這個曖昧而不服輸的字眼。明明是：全面性遭美軍（聯合國軍）佔領，日本卻將這些來佔領的軍隊寫成「進駐軍」或是「駐留軍」，在字面上來看，這些都像是在描寫：「來訪的客人」。明明是：因戰敗而解散的「皇軍」，但在報紙與廣播中卻都被寫成：「因終戰而平安復員的軍人」……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表現，不能坦誠面對侵略戰爭的結局就無法服輸而──認真面對歷史，錯誤就有可能再度發生。
我不知道這世界是否真有神鬼，但我誠摯的希望在戰爭中喪生的無辜百姓，最後都能得到救贖與安息。
＊作者為中正理工學院專科班畢，業餘文史研究者
附註：
（註一）馬克（DEM）為德國舊貨幣名稱，2002年元月1日開始，被歐元（EUR）取代，但目前仍有少數舊馬克在市面流通。
（註二）幣原喜重郎（Kijuro Shidehara，1872～1951）出任首相時已經74歲。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幣原擔任日本外相，曾極力替關東軍辯護；就戰後東鄉茂德外相遭到戰犯起訴來看，幣原卻在美國人的掩護之下逃過了戰犯起訴。
（註三）位於波蘭奧斯威的集中營；從1940年至1956年間有100多萬人（大部分為猶太人）死於奧希維茲。
（註四）有關《維基百科》的陳述內容會經常因為紀錄者的──「紀錄時間」與「政治立場」……甚至是新證據的發現而有所變動更改。
（註五）艾伯特‧史皮爾（Albert Speer，1905～1981）在第二次界大戰前是個建築師，二戰期間則擔任納粹德國的軍備部長和生產部長，負責整個德軍在歐洲戰場的物流和補給，目前柏林還有不少史佩爾當時留下的納粹風格建築。戰後他在紐倫堡大審中被判處20年監禁。他在獄中寫了《第三帝國內幕》《Erinnerungen》一書。這部著作對認識納粹德國和希特勒來說是具有第一手價值的回憶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