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人周玉蔻日前的爭議言行，讓許多人義憤填膺，各種角度的譴責排闥而來，最常見的當然是關於敗壞道德倫理的指責，和對於政治惡鬥的批判。這其中，部分名人和網友甚至呼籲，應該把周玉蔻「趕出媒體圈」。但很遺憾的是，雖然這只是周玉蔻個人的生涯抉擇，但台灣社會的集體造孽，不難看到新的周玉蔻相繼誕生。
兩個不容否認的事實
首先必須對周玉蔻這個人具備正確的基本認識。您可以因為她在媒體前打滾、痛哭、對高官示愛等行為而判定她「很會演」，也就是具備學界所稱的自我檢校(self-monitoring)特質。您也可以根據她對批評者開嗆的「不把你消滅於台灣政壇，我不姓周」，和「一個都不會饒過」等語言，斷定她具有聞過則怒，睚眥必報的自戀(narcissism)傾向。
然而，您絕對不能因為她把慈濟功德會打成「中共同路人」，和無根無據的宣稱晶華誹聞案女主角是某位前中國小姐，就認定她胸無點墨，靠著譁眾取寵來博得「資深媒體人」的地位。因為，她比大多數的同行更聰明，也更努力。
進入博客來網路書店，您可以找到她所撰寫的9本書，其中8本當中的每一本都足以讓台灣的媒體工作者折服，因為標題涵蓋了蔣介石之後的5位總統，以及章亞若、蔣方良、和李登輝夫人這3位第一夫人等級的女性，而且並非自費出版，而是由聯經、時報、和臉譜等著名業者背書。
可想而知，她不但思路嚴謹，文筆流暢，而且深受達官貴人的欣賞與信任，否則不可能寫出長達數十萬字，而且獲得出版商編輯部認可的宮闈秘辛──出版商不可能拿爛書砸自己的金字招牌。
實際上，她從外勤記者轉型為媒體節目主持人之後，許多政治人物都因為宣傳需要而上過她的節目，其中前總統馬英九甚至曾經因為目不轉睛的注視著她，讓網友用「含情脈脈」來起鬨。也正是因為經歷了這段廣受好評的過程，她才會在近日自豪的開嗆說，「所有政壇的傢伙哪個沒有跟我有交情，沒有拍我馬屁過？」
其次必須知道周玉蔻目前選擇的目標閱聽眾(target audience)並不是一般民眾。用商管語言來說就是，她根據台灣政壇和自身狀況的SWOT分析(分析長處、弱點、機會、和威脅)，選擇了一個最可能讓自己獲得成功的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而那個市場並不包括目前疾言厲色譴責她的人。
根據媒體報導，在周玉蔻主持民視的《辣新聞152》政論節目之際，收視率穩定的維持在0.8%左右，以今年6月有線電視共計470萬戶換算，收視戶大約只有3.8萬戶。然而，在YouTube上架的部分，每集點閱人次大致在10幾萬到20幾萬之間，因此其支持者理應在20萬以上。
關鍵在於，這些支持者非常死忠，非周玉蔻不可。在《辣新聞152》改由民視主播蔡佩樺代班主持，並改變討論議題和風格後，收視率和點閱人次隨即大幅下降，部分網友直接表達「我們要蔻蔻姐」，甚至有網友留言宣稱，「第一次看到睡著…蔻蔻姊加油，支持妳，不要向霸凌者屈服」！
而正如一般行業的死忠顧客，這些支持者不但會經常收視或點閱，也會接納周玉蔻的「系列商品」，例如《放言科技傳媒》，另外也會自行將接收到的訊息傳播到社群網站，有如病毒擴散那樣的擴大影響力。因此，根據《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輿情分析系統，在周玉蔻針對晶華誹聞案爆料後，網路負面聲量固然暴增，但正面聲量也強力應戰，大致上始終維持在3比1的水準！
道德的約束力幾乎不存在
根據學界歷年的跨國調查，台灣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傾向持續偏高，甚至遠高於因為神風特攻隊而被視為高集體主義的日本，意味著台灣人很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親友鄰居間的蜚短流長會讓自己深感不安，嚴重時甚至接近於「千夫所指，無疾而死」的地步──在李登輝時代推動修憲時，一位政大教授就因為參與「修出4不像的憲法」而飽嚐同儕白眼，忍不住自嘆「生不如死」！
問題來了。按理來說，周玉蔻對慈濟功德會的語言攻擊，和對那位前中國小姐的霸凌，都應該是「人人喊打」的失德甚至違法行為，為什麼還能夠吸引大量的支持者呢？答案之一在於道德倫理從來不是台灣的強項。
早年我還是死讀書的書呆子之際，對於媒體上出現的「道德一斤多少錢」深感訝異，隨著見識的增長，才知道那是相當傳神的描述。例如，早年在政壇有「選舉無師傅，有錢就搞定」一說，如今則改為「選舉無師傅，一切靠奧步」，為人師表的教育界有大量違反自己課堂教誨，不在乎被同儕鄙視的「御用學者」，經濟與社會面則先後出現全球第一的「海盜王國」和「詐騙王國」。
許多學者專家的研究和言論也支持這個觀點。例如，社會學者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指出華人社會的道德倫理是根據「親疏遠近」來判定，前台大心理系教授黃光國針對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的研究發現，台灣人比美國人更能夠接受漠視道德倫理，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欺騙剝削和操縱奴役其他人。
其實，簡單的對照就可以證明道德倫理在台灣社會的無足輕重──馬英九的「不沾鍋」，因為民眾主觀施政績效不佳而被當成笑話，前新竹市長林智堅遭到「論文雙殺」，卻因為民眾主觀施政績效優異而高調站台助選，沒幾個人想到主觀施政績效只是民眾給出的「印象分數」，基本上都是來自於公關宣傳，包括政敵的反宣傳。
用學術名詞來說，代表台灣民眾對道德倫理看法的倫理氛圍(ethical climate)，應該是以自利主義(egoism)為主軸，只有少部分同理心(empathy)較強，能夠設身處地體會受害人感受的人，才會站出來譴責周玉蔻，其他人則維持「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疏離──有選舉考量者當然例外。
相對的，周玉蔻的支持者則是在利己主義的驅策下，普遍的站出來維護他們的偶像，於是出現這個「20萬狂信徒對戰2千萬散兵，聲量戰成1比3」的荒唐現實。
政黨鬥爭的劣質化
答案之二，也是周玉蔻能夠成為特定族群偶像的關鍵，在於政黨鬥爭劣質化導致的是非不分，而這點同樣是自利主義衍生的後果。
按理，各政黨或候選人應該提出政見，藉由其相對優越性來獲得選民的認同，這也就是學界所說的認知動員(cognitive mobilization)，用通俗話來說不妨稱之為「拉高喜愛值」。
然而，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施政有其延續性，多屬蕭規曹隨，而且要求選民花費大量時間精力來瞭解政見內容，並比較各政黨或候選人的相對優劣，實際上有其困難。
因此，各國實務上普遍用特定的價值觀或信念來吸引選民，例如左派或自由派(left/liberals)強調自由平等和改革等等，右派或保守派(right/conservatives)則強調高低有序和傳統等等，這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意識形態(political ideology)。
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美國的研究就確認選民投票時以政黨為首要考慮，較近期的跨國研究顯示，隨著政黨支持程度的差異，有5成到9成多的選票流向自己支持的政黨。宣稱自己沒有支持特定政黨的人稱為獨立選民，但有研究顯示他們多半都支持特定政黨，其投票行為比微弱支持特定政黨的選民更堅定一致。
久而久之，選民與特定政黨建立起心理上的聯結，在認知與情意上都給予較高的評價，形成了所謂的政黨認同(party identification)，也稱為黨性(partisanship)。因此，選戰的主軸變成促成支持者站出來投票，也就是學界所說的政黨動員(party mobilization) 。
而在此同時，支持相同政黨的人成為一個隱形的群體，彼此視為自己人，在是非優劣的判斷上給予優惠待遇，形成了內群體偏私(in-group favoritism)現象。支持不同政黨的人則彼此視為外人，而且還是爭奪政治資源的敵人，於是產生不信任、鄙視對方的外群體貶抑(out-group derogation)現象，甚至進一步發展出偏見與敵意──美國的研究顯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同樣的鄙視對方。
這是與勸世名言相反的「寬以待己，嚴以責人」，也就是俗話中的「雙標」。但就是在這種氛圍下，促成了負面競選(negative campaign)的大行其道，各選舉政營爭相攻擊對手的缺失，從個人言行到家族與政黨活動無所不包，可以用「見縫插針」來形容，其目的是導致選民討厭競爭對手，也就是俗稱的「推升仇恨值」。
負面競選具有許多優勢，包括訴求簡單，不像政見那麼複雜，內群體偏私導致支持者很容易相信，而且即使攻擊方式不道德甚或違法，通常也可以獲得支持者的原諒甚或贊同，不支持特定政黨的獨立選民也難免半信半疑等等。美國甚至有研究顯示，政治上的假新聞多半是來自於政黨惡鬥。
在道德約束薄弱之下，台灣早在只有基層選舉的時代，負面選舉就屢見不鮮，因此衍生「18代祖宗都會被挖出來」的俗語，部分無法自辯的參選人甚至被迫到宮廟「斬雞頭」發誓以示清白。
如今，在政黨支持者的擁護下，包括網路在內的各種媒體也出現強烈的政黨支持傾向，在新聞報導和政治評論上都展現出明顯的「雙標」現象，打擊對手的同時也維護自己支持的政黨，同樣也是見縫插針，甚至不惜製造或傳播假新聞，抹紅、抹黑、抹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
周玉蔻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決定從優秀的媒體工作者變身成為特定政黨的打手，而且在同質的媒體人、名嘴、乃至於御用學者為數眾多之下，她必須衝得比別人更猛，罵得比別人更兇，才有可能脫穎而出──日前綠營媒體人管仁健對藝人楊丞琳「海鮮奢侈說」的誇張評論，足以顯示這條路上的競爭有多麼激烈！
因此簡單的說，周玉蔻只不過是配合台灣的政治環境，決定實踐藝人李宗盛所著《凡人歌》當中的「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罷了，如果機會來臨且自身條件允許，絕對有許多人願意走上這條風光顯赫的成功大道。
有解嗎？我無奈搖頭。那必須改變台灣社會的倫理氛圍衍生的冷漠疏離，讓敗壞道德倫理的言行消失，必須扭轉民眾對媒體的選擇性暴露，從而抑制媒體的選擇性報導與評論，此外更需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和檢調等單位的嚴格公正執法，但這些都違反了當事人的意願與利益，因此至少在目前，這些都只是遙不可及的幻想！
＊作者為大學退休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