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銀行自身難保而地方政府苦坐愁城
為了遏制20年前亞洲金融危機再現，中國政府設立了中國信達、中國華融、中國長城和中國東方等4家壞帳銀行，吸收最毒的債務，但隨著中國房地產全面性的潰敗，這些壞帳銀行已很難提供幫助。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已過於臃腫，難以發揮作用。而最亮麗、實力最雄厚的中國國有四大銀行(中國工商、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及中國銀行)本身也阮囊羞澀。去(2021)年4月日媒已指出，四大銀行的不良貸款在2020年狂飆了1,810億人民幣，年增率高達22%，呆帳餘額來到9,991億人民幣。當時日本研究所經濟學家Shinichi Seki便已警告，不良債務的實際數量已大於各家銀行披露的債務數量。2021年4月他已預言，肺炎疫情導致家庭債務正在快速增長，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將產生巨大影響。
果然，2022年成為中國財政空前惡化的一年，1至7月份，全國地方級財政收入同比下降7.6%。然地方政府支出端都是剛性的，包括：防控疫情、助企紓困、債務還本付息、基層「三保」(基本民生、工資、運轉)等等。為解燃眉之急，部分地方政府被迫採突擊罰款收費、拖欠帳款、無序轉讓政府性資源等權宜措施，但已遭「涸澤而漁」與「劫貧濟富」之議，反成為惡化營商環境、打擊市場主體預期和信心的來源。最後，地方財政發行債券，被視為填補收支缺口之策。2014年修訂的《預算法》規定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債券形式合法舉債。不過，地方債務迅速上升，2022年6月末，地方政府債務餘額34.75兆人民幣，較2019年底增長63.1%。2021年至2025年城投債到期金額大致為每年3兆元人民幣左右。顯然，地方政府困難還在後頭。
地方政府上下受夾擊，左右為難
中國官本位的體制以及全國一盤棋、舉國辦大事的治理思維，再加上習近平有計畫地集攏大權於一身，導致全中國的經濟、金融與財政出現嚴重的「強幹弱枝」現象。地方政府在經濟、金融與財政的角色相當被動，但他們又是面對來自社會底層抗爭的第一線，上下夾擊，左右為難。中共善於藉宏觀調控與高壓的管制措施，再小利益的讓步做出一些軟著陸的對策。然而，「一切等待二十大」的社會普遍預期並無法解決已發生以及正在衍生與惡化中的新問題，屆時滾雪球而成更大規模的民眾抗議將自四方蜂擁而至，恐不易駕馭。更何況，一旦習近平賡續二十大政權，舊人與舊方法只是延續舊困難罷了；即便習近平出現意外，一個動盪的中國，未來將更撲朔離迷，中國已陷兩難之維谷。
＊作者為健行科技大學企管系教授，本文選自154期台灣銀行家雜誌，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