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五月由張文環擔任主編的《台灣文學》創刊，同是創辦人的陳逸松提到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對抗總督府御用文學家西川滿一派，「但由於這個御用文藝家懷有濃烈的殖民者意識形態，太過傾向於他個人為中心的趣味性，遠離群眾，漠視殖民地人民現實生活的苦難，不僅引起大多數台灣知識份子的不滿，也招致有人道主義傾向的日本人的非議，更激起我跟張文環、王井泉等人合作創辦『台灣文學』與之抗衡的決心。」陳逸松清楚的指出《台灣文學》並非反日本人，而是反以殖民心態漠視殖民地人民遭遇不公待遇的作家，因此以描寫台灣現實情境的《台灣文學》吸引一批包括金關丈夫、池田敏雄等日籍文化人的支持和認同。柳書琴清楚地提到：「在戰時『殖民地地方化』的帝國整體趨勢下，台灣文化界在強烈運行的皇民化、離地性措施下蒙受震盪，卻未曾間斷地，轉化性模式持續開展其『混雜的地方歷史』。」、「他（指張文環）在時局談話間或時局談話與創作間，也往往呈現有些不一致、遲疑、怯懦或矛盾的地方。這些多少透露他某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處境。」台人對「皇民奉公會」也趁此因勢導利，試著緩和日方的壓迫，林獻堂即是一例，葉榮鐘對此有深刻的說明：「先生（指林獻堂）在皇民奉公會成立當時便已被任為委員，已可敷衍了事，…若能善用之亦可作為表達民隱之用，多少總可緩和日人無理之要求，或進而減輕台人之痛苦也。…達山（日人律師，推薦林獻堂擔任皇民奉公會要職）此舉含有考驗台人智識份子尤其是林獻堂一派，是否真心與日本人之所謂聖戰協力，…」
以上證明日治時期後期隨著戰爭的發展，日本政府的壓迫越緊，許多台灣頭人往往成為政策推行的所當其衝者，身處於兩難之境而無所選擇。
〈王文〉繼續提到：軍統局陳達元少將和陳逸松同是祖籍福建省漳浦宗親，算起來陳達元還是陳逸松的姪子，他們以前在廈門就已認識，陳逸松也就成為軍統局的特務，爽領特務豐厚的報酬。軍統局派陳逸松監視還在台灣的日本人的舉動及籌組台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王文〉標示引用自」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台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37。實際上應該是該論文頁144：根據陳逸松晚年的說法，他與陳達元是福建漳浦宗親，戰前在漳浦召開宗親大會時就已「認親」，輩分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姪輩。綜合以上史料，筆者推測，陳逸松與陳達元在戰前即已相識、或有往來；軍統局找上陳逸松組織青年團，並非任意之舉；戰後初期，陳逸松因此成為軍統在臺展開接收準備與特務部屬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