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雖然不能否認在上述救國團之第一階段發展中，台灣始終為國民黨一黨執政，但《黨產條例》既已於第4條第2款明文規定「附隨組織」須一方面雖獨立存在於政黨，同時卻必須由政黨實質控制其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始構成法定要件。該項定義後段顯然與救國團之情況不符，故《黨產條例》不應適用於救國團、救國團亦不屬黨產會調查權限之範圍。根據德國法，《黨產條例》性質上屬具侵犯性之法律，在德國法下，在法律文義定義明確之情況下，具侵犯性之法規尤其不得擴張解釋，否則鮮少具備正當性，且透過造法擴張侵犯性之法律適用範圍，更是違反法治國原則及個案中牽涉之基本權。既然立法者在《黨產條例》中並未將「附隨組織」之定義衍伸至受國家控制之組織，則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應尊重立法者明定之定義，不應造法予以擴張適用。
3. 東德SED統治時期之FDJ之政黨從屬性係明定於其章程內，且直至東德政權結束為止均如此落實。然而在台灣並沒有任何法規明定救國團從屬於國民黨。況且，在解嚴之前對於救國團發揮實質影響力者，為相關主管機關。換言之，台灣和東德當年，無論在法律上或事實上，兩者差異甚大。如果立法者有意將救國團納入《黨產條例》之適用範圍，則其必須將救國團初期之國家從屬性（先後隸屬於國防部和受行政院督導）明定為《黨產條例》第4條第2款之構成要件後，使得為之。
史塔克教授於詳細分析東德之政治情勢、SED之統治地位及其附隨組織之對其之從屬性、以及台灣之民主轉型歷程後，明白指出東德至1990年以前以及台灣至2016年以前政治情勢以及政黨政治，不能相提並論。史塔克教授亦提醒，如此明確之歷史背景差異，不允許2016年之台灣無差別的繼受1990年之德國法。
此外，史塔克教授亦認為相較於德國FDJ明文規定其與SED間之從屬關係且該關係至SED政權結束為止持續存在，國民黨未曾對救國團發生直接影響力，救國團在成立初期，不論是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方面，均透過國防部直接受國家管轄，而並非受國民黨指揮，故《黨產條例》明顯不適用於救國團。既然立法者在《黨產條例》中並未將「附隨組織」之定義衍伸至受國家控制之組織，則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應尊重立法者明定之定義，不應造法予以擴張適用或擴張解釋，將此種從屬於國家之組織類推適用為從屬於政黨之組織明顯不合理，否則將嚴重違反法治國原則之精神。
＊作者為自由評論人，英國霍爾大學企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