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共如何在1949年奪取政權，現在恐怕就連大陸方面的學者也不會否認日本的入侵幫了大忙，可關於日軍是如何幫助中共的，學界還有許多討論。日軍進攻中國，確實是嚴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軍事力量，不過公平客觀來說，共軍也並非全無抗日。即便蔣與毛都希望保存實力，甚至於期望日軍削弱對方，他們手下的軍人至少到1939年以前都還算合作無間。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國民政府追隨美英對日宣戰，而蘇聯卻保持對日中立的外交政策，才讓駐華日軍將進攻目標集中到蔣中正的中央軍上。不過受到百團大戰影響，還有確保華北大後方安全的戰略考量，日軍北支那方面軍仍將共軍視為威脅，先後發起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給8路軍的華北根據地帶來重傷害。
所以日軍對中共帶來幫助，雙方產生推翻重慶中央政府的默契應該是到了1942年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結束，甚至於南京國民政府對美英宣戰以後。不過從1944年4月17日開打，到1944年12月10日結束的「一號作戰」，還是日軍賦予中共壯大的最寶貴時機。因為在這場動員50萬人參加的作戰中，支那派遣軍將其麾下所有的精銳部隊都投入到消滅中央軍的戰鬥中。
比如在華北戰場，就派遣內山英太郎的第12軍攻打湯恩伯將軍的第31集團軍，在華中戰場就以橫山勇的第11軍圍攻方先覺將軍的第10軍，到了華南戰場則是派田中久一的第23軍配合第11軍一起進攻張發奎的第4戰區。就連關東軍的第20軍和南方軍的第21師團，也都被調入中國戰場支援「一號作戰」，可見日軍是真的想置國民政府於死地。
大量原本留在敵後戰場，尤其華北敵後戰場的部隊被抽調到正面戰場上進攻中央軍，本身就減少了中共部隊所面臨的壓力。可日軍對中共的幫助還不是只有這些，因為日軍在「一號作戰」期間只以佔領鐵路線與大城市為主要目標，卻對共軍滲透擴張的原本國軍的防區毫不在意，甚至於默許中共地下黨在其防區內成立「紅色偽軍」，顯見其目標絕非表面上來得那麼單純。
「一號作戰」的目的
首先關於日軍發動「一號作戰」的目的，一般都認為是在中國沿海的海上交通線遭到美軍飛機與潛艦威脅的情況下，希望能打出一條從滿洲國延伸到越南的陸上交通線來取而代之。其次則是新竹在1943年11月25日遭第14航空軍空襲後，日軍擔心從中國戰場上起飛的轟炸機空襲，決定出兵佔領衡陽與桂林等足以威脅日本「絕對國防圈」的機場。
不過從史實的發展來看，這兩大理由無法成立，首先是日軍雖然打通了平漢鐵路、粵漢鐵路與湘桂鐵路，並掃除了衡陽、零陵、桂林與柳州等鄰近鐵路線的機場。然而遠離鐵路線的贛州、遂川以及芷江機場仍能為第14航空軍和中美空軍混合團用於空襲日軍佔領的鐵路線。大陸交通線確實被打通了，但在盟軍的空軍威脅下根本就不具備運輸價值。
其次則是衡陽與桂林陷落後，雖然從成都起飛的B-29戰略轟炸機只能威脅到日本九州，但同一時間塞班島、天寧島與關島為美軍所攻佔。從馬里亞納群島起飛的B-29仍能對日本本州施以轟炸，拿下衡陽與桂林根本毫無意義。而日軍在衡陽戰場上遭到方先覺部隊長達47天的頑強抵抗後，對是否要將「一號作戰」推行下去也展開了激烈討論。
考量到美軍隨時可能對菲律賓、台灣乃至於日本本土發動登陸作戰，大本營考慮停止「一號作戰」，將所有資源與人力投入到防衛絕對國防圈的「捷號作戰」之中。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堅決反對終止「一號作戰」，因為他手下的部隊天天遭受第14航空軍和中美空軍混合團的飛機炸射，自然是欲將中國戰場上所有的飛行基地除之而後快。
可日軍大本營的參謀本部第一部部長真田穰一郎少將，還有他手下的作戰課課長服部卓四郎大佐同樣也堅持把「一號作戰」打下去。身為「一號作戰」的策劃者，兩人制定「一號作戰」並且希望將「一號作戰」打到底的目的顯然與岡村寧次的純軍事考量不同，顯然有更深遠的政治動機，那就是為國民政府在戰後被中共推翻埋下伏筆。
為何非要推翻國府？
事實上到了1944年，就算是再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內心也知道日本在這場與美國的戰爭中取勝機率微乎其微，哪怕是服部卓四郎這樣的少壯派軍人也不是為了改變戰爭結局才發起「一號作戰」的。如果他還真的想要打敗美國，挽救大日本帝國的可悲下場，就更應該支持打「捷號作戰」才對。所以日本能否贏得戰爭，此時此刻已非服部卓四郎的首要考量。
不要說擊敗美國，服部卓四郎甚至不認為日軍有能力推翻蔣中正政權，他十分明白日本在多數中國人心中的形象除了侵略者外再無其他。抗戰爆發之初各種對中國平民的無差別屠殺，已經讓日軍無法在這場對抗美利堅的戰爭中驅使中華民族主義為己所用，只能期待壯大中的中國共產黨能再戰爭結束後代替自己完成推翻蔣中正的使命。
所以「一號作戰」發起的目的不是為了推翻蔣中正，而是試圖從政治上、外交上、軍事上、內政上、經濟上與文化上全方面削弱國民政府的影響力，為中國共產黨的戰後奪權鋪路。這也是為什麼「一號作戰」雖然有誤導蔣中正判斷日軍將向重慶發動進攻的內容，卻沒有真正向重慶發起進攻的計劃，因為服部卓四郎知道推翻蔣中正完全可以「成功不必在我」。
換言之「一號作戰」是一場日軍針對重慶國民政府發動的總體戰，或者超限戰，目的就是要幫助中共在戰後奪權。那麼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服部卓四郎等日軍少壯派非要推翻國民政府不可呢？難道日軍不是以反共為名發動侵華戰爭嗎？為什麼極右翼的日軍能跨越意識形態的鴻溝，轉而幫助極左翼的中國共產黨推翻蔣中正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日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初也曾考慮過促進南京與重慶兩個國民政府的和平統一，讓中日兩國攜手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的共產主義。然而蔣中正拒絕與日本合作，否決了和南京國民政府攜手推動「全面和平」的可能性，導致日軍始終無法動員全體東亞人投入與美國的戰爭。既然日本已注定走向失敗，想要把重慶國民政府一起拖下水也是理所當然的。
認可中共的「中國性」
此為日軍也從與共軍的多次交火中，體驗到中共並非蘇聯的魁儡，而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的事實。首先是蘇聯與日本簽署了《日蘇中立條約》，雙方在法理上已非敵國關係，可是中共卻沒有停止抗日的主張與宣傳，這與1939年《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後，歐洲的共產黨一面倒跟著蘇聯宣傳機器歌頌納粹德國非常不一樣。
其次是蘇聯表面上雖然與日本成了夥伴國，卻仍透過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鼓吹8路軍與新4軍到戰場上牽制日軍，以防止日本哪天如德國般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般撕毀《日蘇中立條約》，派兵與德軍東西夾擊蘇聯。可毛澤東不僅拒絕派兵到前線與日軍作戰，還發起整風運動肅清了國際派，讓日本方面對中共有了全新的認識。
尤其是1943年5月，史達林（Joseph Stalin）下令解散共產國際，賦予中共脫離蘇聯控制，與除了納粹德國之外不同陣營打交道的外交獨立性。中共不只開始與美國接觸，也透過潘漢年與日本方面聯繫，還為了新4軍與日軍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到了1943年11月，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更是公然採取「兩個中國」政策，既承認南京的汪精衛政權，也成為延安的中共政權。
從服部卓四郎等日本少壯派軍人的角度出發，「大東亞戰爭」雖然有侵略戰爭的性質，但卻絕對不是一無是處的戰爭。至少東南亞民族在目睹日軍打贏了英軍與荷蘭軍之後，產生了脫離西方帝國的反殖民意識。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同樣也在日軍代表黃種人戰勝白種人以後獲得激發，這讓1941年以後的中國人不只不願意當日本的亡國奴，同樣更不希望當西方的亡國奴。
自知無法打敗美國，也認定戰後亞太地區並將成為美國勢力範圍的日本少壯派軍人，相信只有中國共產黨能建立一個擺脫美國也擺脫蘇聯的民族主義中國。蔣中正的中華民國就算能撐過日軍的打擊，到了戰後無論是國防還是經濟建設都將過於依賴美援，無法成為真正獨立自強的中國。唯有一個獨立自強的中國才能平衡戰後美國在亞洲的勢力，並且為日本乃至於整個東亞的復興伸出援手。
互不進攻的默契
「一號作戰」的最大特色，首先在於日軍與共軍嚴格遵守了互不侵犯的原則。這與過往日軍進攻國軍，但是在遇到共軍時仍會順便清剿的情況，尤其是1941年到1942年「治安強化運動」的階段非常不一樣。日軍幾乎是刻意繞開中共的根據地，全力向中央軍的據點進攻。比如在「一號作戰」第一階段進攻湯恩伯部隊的過程中，8路軍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就完全避開了第12軍的清剿。
根據第14航空軍司令陳納德（Claire L. Chennault）將軍，還有前第23戰鬥機大隊的大隊長希爾（David L. Hill）將軍的回憶，共軍在「一號作戰」期間完全沒有配合國軍抵擋日軍進攻，還趁機擴大根據地，把部隊發展到100萬人之多。就聯立場親近對岸的名嘴鄭浪平，也批評中共明明有能力在平漢鐵路發起好幾個類似百團大戰的戰役，卻選擇對湯恩伯部隊採取見死不救的態度。
為此鄭浪平以「樂為缺席的旁觀者」，來形容「一號作戰」時的共軍。其實共軍不只是可以藉由伏擊平漢鐵路癱瘓日軍運輸線，也能從側面直接幫助陳納德的第14航空軍一把。因為包括飛行第25戰隊還有飛行第48戰隊等以一式戰鬥機「隼」為主力的日本陸軍最強戰隊都以湖北省監利縣的白螺磯為前進基地，掩護飛行第44戰隊與飛行第6戰隊的九九式襲擊磯炸射衡陽國軍陣地。
所以為方先覺將軍提供空中支援的美軍和國軍P-40戰機，經常在衡陽上空與兩戰隊的「隼」遭遇，並且爆發激烈空戰。而事實上白螺磯機場正好在共軍新4軍第5師的作戰範圍內，可事實上第5師的師長李先念從來沒有下令共軍對白螺磯機場發起過突襲。這與抗戰初期，8路軍為了支援閻錫山的晉綏軍在山西作戰，襲擊日軍陽明堡機場的案例非常不一樣。
事實上只要新4軍願意，是完全可以給白螺磯機場帶來相當程度破壞的，甚至迫使橫山勇抽調第11軍的後備兵力回到湖北保護白螺磯的安全，進而減少方先覺將軍與衡陽守軍的壓力。根據現居台北士林區的前西北軍老兵顏嘉德先生回憶，他效力的第33集團軍第77軍就曾攻擊過日軍在湖北當陽的機場，雖然只摧毀了兩架日軍練習機，但仍然是為支援「一號作戰」出了力。
與日軍一起進攻國軍
新4軍不打日軍飛機場，日軍戰機也同樣投桃報李，迴避任何對共軍的炸射任務。根據飛行第48戰隊戰史，曾有四架一式戰鬥機在1944年10月23日掃射進入湖南臨湘縣活動的新4軍。事實上「隼」掃射的並非新4軍，而是從延安南下進入湖南的8路軍南下支隊的先遣部隊，可見飛行第48戰隊缺乏足夠的敵我識別，恐怕一開始把共軍當成國軍誤擊了。
而且根據同一份史料，事後日本陸軍航空隊再無攻擊共軍的紀錄，相關任務轉趨低調。或許射擊8路軍南下部隊的一式戰鬥機飛行員遭到層峰訓斥，事後無論是飛行第48戰隊、飛行第25戰隊、飛行第85戰隊還是飛行第9戰隊都沒有打擊共軍的文字紀錄留下。日軍與共軍互不侵犯還是其次，更重要的是雙方還時常有夾擊國軍的默契。
2014年7月7日，筆者曾在中山堂參加新黨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時訪問了「一號作戰」期間擔任第15軍軍醫的彭文理老先生，他說他的部隊在經歷了洛陽保衛戰的失敗後，行軍到河南省偃師縣的一座山谷時，遭到新4軍的伏擊。鵬文理老先生提到的，其實同樣是8路軍的南下部隊，當時被稱之為「豫西抗日先遣隊」。
第15軍之所以遭受共軍攻擊，有相當大的原因是其軍長武庭麟將軍堅決反共的態度，事實上武庭麟軍長也確實在1947年與共軍的戰鬥中失敗被俘，於1952年慘遭中共槍決。根據彭文理先生回憶，事實上當他們1944年在偃師縣遭中共伏擊之後，部隊剩下的人已經太少，只能夠與其他的隊伍合併。甚至第15軍後來在1946年內戰中的失敗，也可以追溯到1944年的這場伏擊。
事實上遭到日軍與共軍聯手攻擊的，還不是只有第15軍，包括湯恩伯將軍麾下的第13軍和第85軍，都有在河南與日軍作戰失敗後遭到民兵繳械的紀錄。許多這些民兵在搶走湯恩伯部隊的武器後，又搖身一變成為「紅色偽軍」，即表面上效忠汪精衛政權，實際上聽命於中國共產黨的「偽軍」，這到底又是怎麼回事呢？
默許親共「偽軍」打反共「偽軍」
雖然「一號作戰」期間的共軍與日軍默契十足，雙方表面上終究還是屬於不同陣營，所以一切的合作都不能夠搬到檯面上進行。但是日軍對於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重慶暗中與反共的和平建國軍勾結，利用他們在淪陷區打擊共軍一事是有所掌握的。日軍也曾從聯手反共的意識形態角度出發，爭取重慶脫離同盟國陣營與日軍合作，卻遭到蔣委員長的拒絕。
日軍自然認為，蔣中正之所以拒絕與日本合作，是因為美國能給重慶的資源比日本多太多，對於他這種一邊利用和平建國軍反共，一邊又與美國合作抗日的投機行為更是不屑。所以到了「一號作戰」爆發之際，日軍不只解除了對中共的軍事封鎖，還默許中共組織親共的和平建國軍去壓制反共的和平建國軍，為自己的後方「清理門戶」。
對於鄭浪平先生批評共軍為「樂為缺席的旁觀者」，曾有大陸人引用日本《華北治安戰》的史料為文反擊，指出8路軍在「一號作戰」期間仍積極對華北日佔區出擊，擾亂日軍後方治安。可事實上，這些所謂擾亂治安的行為，攻擊的絕大多數還是暗中接受重慶國民政府指揮的反共「偽軍」，很少有直接對日軍主力部隊雞蛋碰石頭的。
大陸人引用的《華北治安戰》內容，包括「京漢作戰一開始，共軍同時開始擾亂後方，特別是西面的龐炳勳軍，被壓到輝縣、湯陰縣西部，使京漢路經常受到威脅」以及「京漢路以西地區，共軍勢力強大。日軍駐林縣警備隊撤回後，該方面的龐炳勳、孫殿英軍受到壓擠，擔當濮陽方面的孫良誠軍也逐漸被蠶食後退」等，很明顯都是日軍故意對共軍襲擊反共「偽軍」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內容。
更何況，日軍還直接允許中共地下黨人王定南在河南郟縣成立了一支名為河南人民自衛軍的「偽軍」，這支部隊的兵源據說就是直接來自於那些繳械湯恩伯部隊的河南民兵，從中可見「一號作戰」期間的共軍與日軍關係曖昧異常，可以用準同盟軍來形容了。就連張嵐峰指揮的和平建國軍第4方面軍內，其屬下魏鳳樓同樣是表面上親日，實際上為中共效力的「紅皮白心」。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推手
王定南組織的河南人民自衛軍共15,000人，最後為湯恩伯將軍派出的第31集團軍特工陶士君前輩滲透成功，並在他鼓動下綁架司令王定南後及時反正，回歸了重慶的抗日陣營。多數河南人民自衛軍的起義士兵後來被送到昆明編入中國遠征軍，投入滇緬反攻的最後階段。不過王定南還是為西北軍出身的國軍將領劉汝明釋放，又重新回到了中共陣營的懷抱。
回歸中共陣營的王定南，在抗戰勝利之初又鼓動新編第8軍的軍長高樹勳叛變，為接下來內戰期間一系列西北軍將領的陣前倒戈預留伏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紅色偽軍」對國共兩軍的實力消長還是起到了一些關鍵作用。至於魏鳳樓部隊，則在日本投降的頭一天就與國軍陸軍第19集團軍在安徽渦河一帶大打出手。
現居新北市的河智叢老先生，當年就以陸軍第19集團軍第2團第8連的連長身分與魏鳳和部隊交手，他強調如果不是友軍及時趕到現場支援，恐怕部隊早就已經為「紅色偽軍」給吃掉。所以「一號作戰」給中共帶來各種明裡暗裡的幫助，其實是遠超過我們想像的，只是基於兩岸諸多的政治正確，過去沒有受到史學界應有的重視而已。
也難怪在1944年11月，毛澤東向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特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提出與周恩來一起前往華府訪問，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要求時，沒有得到赫爾利與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的正面回應。因為赫爾利與魏德邁都知道毛澤東到白宮去，就是向羅斯福總統索要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統帥權」，但他們顯然都認為毛澤東沒有提出此要求的正當性。
既然美國拒絕與中共合作，那麼中共從1945年起自然也就更明目張膽的與即將戰敗的日軍合作起來，毛澤東之所以會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連續六次感謝日本侵略中國，原因也就在此。中共今日取得的成就，本身就離不開日軍在「一號作戰」中給國民政府帶來的打擊，如果未來真有一天中華民族更夠在中共領導下偉大復興，頭號的功臣勢必少不了真田穰一郎與服部卓四郎。
下周四（9月29日）就是中共與日本建交50周年了，希望中共領袖與大陸的粉紅們要好好飲水思源，不要忘記真正的革命先行者不是孫中山，是發起「一號作戰」的日本軍人們！
＊作者軍事史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