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來看，這場美國發起、中國接招的關稅戰，美國的深層盤算似乎是想為中國設定一個「有管理」的崛起，但這卻與設下期限，要在「兩個一百年」(也就是建黨一百年和建國一百年)，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習近平政權產生了衝突。究竟哪一方會在競爭過程中退讓，目前訊息不足、渾沌不明，因此對於台灣而言，現階段應當積極「避險」才是上策。
避險的核心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達成「積極而模糊的中立」：積極是因為每一次強權間的競爭，都可能涉及到權力的重分配，台灣如果要從小國、弱國變成一個中等國力的國家，就必須善於掌握國際權力結構變遷的時刻，中美的貿易戰，台灣如果只是單純的置身事外，任由強權來定義台灣的利益，不但將使得台灣喪失進一步躍升的機會，也可能成為中美交易下的犧牲品；模糊是因為訊息不足，台灣無法真實了解中美兩大強權國家的真實意圖，因此無法採取明確「選邊站」的策略，甚至有學者在研究後冷戰時期，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國，在面對中國崛起這個不確定因素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即建議應該利用「有限度的扈從策略」，甚至有時採取相互矛盾的政策，這都是屬於模糊中立的一環，由此才能在兩強競爭中，獲得小國最大的戰略利益。
特別是當前的台灣，在中美兩強競逐的過程中，美國國會不斷釋出對台友好的法案，行政部門也順水推舟，似乎有機會改變台美關係的基本權力結構；而反觀北京政府，雖然持續打壓台灣的國際空間，壓迫國際航空公司強行更名，以遂行其「法理統一」的企圖，但「軟的一手」也對台釋出31項「惠台」措施的拉攏手段。因此，站在戰略歧路點上的台灣，實不應該毫無作為，除了相關國安、情資部門應當竭力掌握最新情勢變化外，行政部門也應該組成跨部會因應小組，提出積極、前瞻的戰略規劃，讓國際局勢的可能危機，成為台灣脫胎換骨的轉機。
＊作者為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究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