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四清運動，是1963年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中全會後，由毛澤東在農村推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意圖「反修防修」（修，修正主義），從「清工分，清帳目，清財物，清倉庫」，擴大為「大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兩年之內造成大量冤錯假案與非正常死亡，接下來的1966就是更震動中國社會的文化大革命。
第二天早上我吃了早飯就到葉書記家去，我實在迫不及待想繼續談他參加政治運動的事。
葉書記正在廚房幫他太太寶珠準備豬食，把番薯葉切片和番薯簽同煮。寶珠一如往常地向我打個招呼，之後便不發一語。村中婦女的不成文規定，是要順從丈夫，至少在公共場合要做到這一點，對此寶珠可說是恰如其分。在我住在林村的這段時間，她一直是不置可否，除非我直接問她問題，否則不會開口。但是這一天，我很高興寶珠也在場，因為我也想問清楚她在四清時的經歷。
我向他們兩人問道：「在四清的時候，你們有沒有見面？」寶珠假裝沒有聽到，繼續攪著豬食。回答的是葉書記。
「在四清的頭一年，我很少看到寶珠。我們雖被派到同一縣，但是所在的公社不同。她被派到灌口鎮的第三公社，兩地的交通不方便，而且我們也因政治任務在身，無暇分神。但是到了放假，她回泥窟村，我要回林村的時候，我們會找機會見見面。我一得空就回村裡，把攢下來的薪水交給父母貼補家用。我告訴過你在工作隊的時候，我一個月可以得到二十七元人民幣。我要交給房東九元，別的零星花費，像肥皂、香菸，喔！對了，糖等等，大概要二到三元，所以大概可以存個一半交給父親。那時我家的人口變多了，我最小的弟弟在一九六三年出生，所以我一共有六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親要賺足工作點數餵飽全家人實在不容易，所以我弟弟大多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而必須盡早開始工作補貼家用。」
「你多久回林村一次？」我問。
「大概一個月一次。」葉書記答道：「因為四清的時候我常常回來，所以比較清楚這個運動對本村的影響。派到本村來的工作隊，一下子就把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和大隊長雷公林搞下來。工作隊到達之前，雷公林還開了個玩笑，說工作隊既然要三同，要和農民併肩工作，那我們得先做些特大號的馬桶讓他們用扁擔挑才行。這其實是在嘲笑這些『城市孩子』吃不得苦，沒辦法和我們下田做一樣的工作。但是工作隊在調查大隊幹部疏失的時候，農民把這句玩笑話也報告上去。結果工作隊特別針對雷公林開了個鬥爭大會，雷公林被打得死去活來還革了職。」
「在這次的政治運動裡，有沒有其他人被攻擊？」我問道。
「幾乎每個大隊和生產隊幹部都受到波及。」葉書記一邊回答，一邊將煮熱的豬食舀入提桶之中：「但是林村的人受影響最深的，恐怕要算是吳家兄弟。運動剛開始時，田雞吳和他哥哥吳明都在江頭公社做事，但是上級命令他們回林村，他倆一回來就受到村民嚴厲的偵訊。因為田雞吳在解放前經常變節，又與各方關係良好，所以連一點還嘴的餘地都沒有，就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他還有一頁不大光榮的歷史，就是他在加入解放軍之前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兵。他為什麼要叛離國民黨，加入解放軍？是不是要做國民黨的間諜？這類的問題一經提出，田雞吳毫無招架之力，所以就成了個政治案件。」
寶珠靜靜地用扁擔挑起兩擔豬食出去了，廚房裡只剩下葉書記和我兩個人繼續講話。
「田雞吳的命運至此起了大轉變，」葉書記的話中有一絲復仇的快感：「工作隊要他寫自白書，所以把他單獨關了好幾個月。但是他是個文盲，根本寫不出來。工作隊對他的口供不滿意，所以常常毒打他。工作隊希望這個案子有個重大突破：讓田雞吳招認他是國民黨派來，潛伏於此地的間諜。田雞吳大概從來沒有想到，解放了以後他還要吃這種苦頭。他走投無路，想用皮帶上吊自殺，了結自己。但是被看守的人發現，把他救活了。但是說也奇怪，田雞吳這條命撿回來之後，人變了很多。雖然今天你看他這個人還是講話帶刺，態度傲慢，但是比起他被監禁之前，可是大大不同了。他這一生，起伏實在很大。
「在四清的時候，村裡還有一件很不公平的事，一直到近幾年才解決。這件事和林家的長房林大有關係。林大家裡原有不少田產。在抗日戰爭之後，林大的父親決定分家，四個兒子都一樣，每人分到大概二十畝田（約一．三公頃），林大這個人，做事勤快，用錢也很謹慎。」
葉書記在大灶裡添了些柴枝，從水缸裡舀了些水到鍋中，放些番薯葉進去，準備再煮一鍋豬食。他邊做邊說：「但是他的三弟─林山，從年輕時就游手好閒，大家都知道。林大結婚後，林山也娶了老婆，生了兩個孩子，坐吃他父親分給他的二十畝田過日子。他僱了他老婆最小的弟弟來做田裡的活兒，但卻跟這位小舅子的老婆發生關係，兩人私奔到廈門去。到了廈門，他又拋棄這個女人，整天吃喝嫖賭，無所不來。到了抗日戰爭結束的時候，他的田產也花光了，於是淪落到在廈門街上流浪乞討生活的地步。」
「那他的老婆孩子怎麼辦？」這三人的生活，恐怕才真正成了問題。
「林山的妻兒？」葉書記一邊攪著豬食，一邊回答我的問題：「眼見賴以維生的田地被一一變賣，自己實在不知如何度日，林山的老婆是娘家嫁出來的女兒，不能回娘家求援，她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殺。幸而她的兒子，發現她舉止異常，通知她那一代輩分最高的長兄林大，把她救活了。後來林大就把弟媳婦一家接來和家人同住，一起在林大的田裡工作，說起來林山的兩個兒子都是林大養大的。
「解放之後，林山回到村裡來，他被劃在貧農階級裡。他和政治權力沾不上邊，因為村裡的政治全為吳家兄弟所把持。後來實行土地改革的時候，並沒有人找林大的麻煩，因為林大的田地雖然有二十畝之多，但是家裡吃飯的人也多：除了林大夫妻倆，還有林山的妻子，林大的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再加上林山的兩個兒子，一家十口人，地有二十畝，算來仍算中等，所以被劃為中農。」
「你剛才不是說，這家發生了什麼不公平的事嗎？」我實在不明白為什麼葉書記要把林家的人口和田產交代得這樣清楚。「在一九七八年前，階級劃分是非常要緊的事。」他憤憤不平地說：「林大這條命，幾乎斷送在他弟弟林山手上的。林山趁著四清時加入了貧農協會，開始奪權，並且把矛頭指向他看不順眼的人。審判田雞吳的時候，他出了不少主意。之後，他又要求重新審查他親哥哥的階級地位。林山堅稱林大不應劃為中農，而應該是富農。他辯稱林大家有二十畝田，但是只有七口人，林大夫妻倆，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另外那三個人，也就是林山自己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其實是林大僱用的長工。加上這三個雇工之後，林大的剝削程度便超過二十五％，所以應該歸為富農階級。」
「但是這樣講不對呀！」我不禁說道。
「當然不對，」葉書記諷剌地說：「林山這些話一說出口，全村同感震驚。要不是林大，林山的妻兒哪有今天？怎麼會有人這樣子恩將仇報，不仁不義？這個人做出來的行徑正好和全村的人心裡想的相反。連丟掉差事的前大隊黨支部書記鴉片洪，都難以置信地評道：『林大救了弟媳婦，又把她和姪兒接來同住，這種善事要是算作是剝削他們，那麼世上還有什麼天理？』村內的公論都倒向林大這一邊，但是林山有工作隊做靠山。林山現在是個積極分子，在工作隊的支持之下，他終於如願把他哥哥劃成富農階級，村裡多了一個階級敵人。」
＊作者黃樹民，長期任教於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人類學系，現為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二○一○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二○一五年獲中華民國總統科學獎。本文選自作者著作《林村的故事：一個村書記眼中的新中國變遷》（春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