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881-1936）是中國近代最著名的作家，曾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1893-1976）認為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與孔子並列為「中國的第一等聖人」（BBC中文網，2014年9月24日）。生前死後，魯迅在中國並非毫無争議，即使在台灣，他的《阿Q》陰魂依然不散，還寄生於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身上。
魯迅去世時，朱立倫（1961-）尚未出生。放在台灣的情境下，魯迅跟朱立倫根本沒有任何交集，不過前者似乎預知後者的出生，在1921年寫了一篇小説《阿Q正傳》，暗示朱立倫們的存在。阿Q是當年中國舊社會的小人物，無名無姓；朱立倫是當代台灣社會最大在野黨的主席，有頭有臉。儘管時空背景不同，從朱立倫的言行看，説他是阿Q的翻版，並不為過，魯迅應心有戚戚。
在《阿Q正傳》中，魯迅經由不同情節的鋪排，把阿Q遭遇欺侮、挫敗或戲弄時，所展現的懦弱與虛偽個性，描繪得淋漓至盡。很多人覺得，魯迅利用阿Q在清末民初的身心處境，影射當時整體中國人面對强權和霸道時，得過且過的自我安慰或麻醉的心態，轉念之間全消愁，其實愁更愁。
簡單説，阿Q視野狹隘（以自我為中心），沒有反抗社會不公不義的能耐（其實是不具批判能力），卻在内心和話語上，合理化不合理的行為或動作。用俗話説，阿Q被人賣了，還幫别人數錢。
例如，阿Q莫名其妙的被人打了，但是無力在法理上，甚至是拳頭上，討回公道，最後以「被兒子打了」，為自己找個台階下，不再計較受屈辱的事。其它類似的例子不少，阿Q都可以透過想像，以各種説辭在精神上戰勝對方（老子不跟龜兒子一般見識，或大人有大量），自瀆一番。
中國《人民政協報》9月10日刊登一篇文章，以「正本清源，九二共識不容歪曲」為題，指出「九二共識」只有「一中」，沒有「各表」。這是中共黨國媒體對「九二共識」涵義所作的公開宣稱，毫不含糊，台灣的新聞媒體在報導時以「官媒」稱呼《人民政協報》，顯然對中國的媒體生態欠缺了解，一如阿Q，不求甚解。
「官媒」，是相對於「民媒」的一個概念和操作，事實是，「民媒」在中國沒有生存的空間與機會。在共產黨唯我獨尊的政治結構下，中國的所有媒體都受到黨或政府單位的宰制，不可能有「官媒」或「民媒」之分。
國民黨立院黨團總召曾銘宗10日表示，中國官媒斷章取義，國民黨不會接受。以「官媒」看待《人民政協報》，曾銘宗無疑腦筋混沌，也有够阿Q。他大概以為，只要國民黨舉手反對，共產黨就難以再自彈自唱了。
比起曾銘宗的「不會接受」論（好歹是一種抗拒），朱立倫的反應就更是十足的阿Q。中共把牌全攤了，對國民黨不留情面（神主牌都被拆了），朱立倫連一點反擊的力道都使不出，卻又振振有詞，擺出一付「我逮到你的痛處了」的架勢（英文説的gotcha），沾沾自喜。
朱立倫於9月12日説，「他們講他們的，我們講我們的，不就是各表嗎？」。四兩撥千金，短短一句話，便把《人民政協報》的正式聲明，牽强的打發過去。
表面上看，針對所謂的「九二共識」，他們和我們各講各話，便是各表，誰曰不宜。深一層看，朱立倫既無法反駁他們（中共）的法理主張（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中華民國的地位），又提不出我們（國民黨）的有效宣稱（一個國家如何有兩個國號），反而移花接木，把「各表」合理化為一種陳述形式（你説我説），不在乎内容（到底説了些什麽），阿Q到極點（受了羞辱，卻唾面自乾）。
《人民政協報》强調「九二共識」只有「一中」，沒有「各表」，並非只是中共「講他們的」，而是根本不讓國民黨「講我們的」。也就是説，在中共眼中，「九二共識」不存在「你走陽關道，我過獨木橋」的自由選項。朱立倫的各表頂多是阿Q的一廂情願，離開他的喋喋不休，其實一無是處。
理由無它，中共不僅在國際場域中霸佔通往中國的陽關道（一中原則），於海峽兩岸，也壟斷了單向的獨木橋（一國兩制），國民黨想要另起爐灶，恐怕會不得其門。朱立倫的阿Q在於，國民黨被打了一個大耳光，他還替中共緩頰（他們講他們的）。
形勢比人强，從國際現實看，截至2021年底，18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台灣只有14個邦交國。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一中無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代表的可能。否則，《人民政協報》的「正本清源」便毫無現實價值與作用，國民黨高官也犯不著氣急敗壞，逞口舌之快。
如果朱立倫的「各表」要有任何意義，一個前提必須是，「中華民國」四個字不僅有象徵意義（中共承認是國家符號），更具體存在於特定空間裏（台灣不受中國管轄）。不幸的是，中共在中國内戰裏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後，連帶的也視台灣為中國禁臠（軍機軍艦繞台演習不過是一種實力可及領土的宣示）。
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紐約時報》專欄作家Paul Krugman（1953-）在1998年出版的The Accidental Theorist（偶然的理論家）中指出，當成千上萬人的期望受波及時，把事情想清楚不僅是個很好的知識操作，也是道德責任（[W]hen the hopes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are at stake, thinking things through is not just good intellectual practice. It is a moral duty）。
不管是否基於事實，一旦一個中國的原則包含台灣（國共兩黨的共識），台灣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勢必受到相當威脅，連帶葬送的是2300萬人當家做主的期待與對自由民主的執著。魯迅的《阿Q正傳》固然以中國人為對象，在台灣的中國人不妨捧讀再三，並思考Krugman的深刻見解，認真探討如何以對。
作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尤其必須思維清晰，當海峽兩岸何去何從日趨緊張的關頭，當中共一再對國民黨予取予求，當中國一再以武力逼迫台灣，他的阿Q作為，除了被魯迅看破手脚外，如何能打動奉魯迅為「革命家」的共產黨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台灣不存，中華民國焉附？
＊作者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城校區名譽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