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琪又舉例，曾有一個年輕男孩B男會在學校鬥毆、躲進廁所用削鉛筆刀割自己，父母對此非常恐慌，「父母嚇死了，想要控制他，環境中不可以有任何削鉛筆刀，學校要裝監視器」，但諮商後才知B男從小有重病、覺得自己被遺棄的感受，為何拿刀割自己，是因為「疼痛會引發腦內啡的釋放，會比較舒服，可以降低恐慌」。
「若不能讓整個社會做創傷知情，隨機殺人事件會更普遍」
一切被視為「異常」的行為，背後都或許都有各自不同的創傷，施暴者也是。胡嘉琪說，當體罰、家暴案件發生，一般而言或許會想到的是「這些教師不適任，校長要下台負責」，但身為一名心理師，她期望的是怎麼樣能夠在家庭、學校、機構、醫院、少年安置院這些地方開始去看見整個「系統」的創傷壓力。
若要保護孩子，胡嘉琪說，該做的或許不只「責怪大人」，而是去理解大人的傷痕何在，去支撐受傷的大人，例如幼教環境惡劣一事在台灣、美國都是如此，低薪過勞造成老師的創傷，施加在孩子身上的其實是一連串的創傷反應，而解決這一連串的反應，第一步是「除雷」。
「復原是有可能，但復原都是用『年』來做單位，不會是一個月，不過身心治療可以很快用一、兩個月教他怎麼去『踩煞車』。」胡嘉琪以越戰地雷比喻創傷，戰時越南鄉間埋下大量地雷，這些地雷可能幾十年都除不完，但若能意識到地雷的存在，至少可以標示出地雷區、避免人們誤入雷區炸死自己。胡也提醒：「丟一個地雷的成本很低，除一個地雷的成本非常高。」
種種「地雷」讓社會付出的成本也超乎想像。胡嘉琪嘆，醫療工作者也常飽受病人身心狀況折磨，高風險的土木工程師也可能累積很多創傷壓力，若是讓這些人身心失調，會無法保護好各路好不容易培育出來的人才，「如果我們的國家要去珍惜這些人才的話，理想上希望這些系統是創傷知情的。」
「我想做的，是讓大家了解創傷壓力的多樣的風貌。」胡嘉琪說。明明已經定居在美國卻仍不斷回台灣舉行工作坊，她希望的是社會能意識到種種傷痕的存在，尤其台灣環境日益惡劣，公平機會越來越少、環境越來越嚴酷，「若我們不能讓整個社會做創傷知情，以後隨機殺人事件不會這麼罕見，他會更普遍」。
傷口不會是一次造成的，可能是從一次次失望、孤立堆積出來的巨大傷痕，唯有正視創傷，才可能跨過地雷引爆的悲劇。而胡嘉琪在努力的目標之一，或許正是希望社會看見各種行為背後的「為什麼」，看見人們各自不同的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