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經驗裡，馮麗芳深知多數房東只要碰到弱勢房客出一次狀況就不願意再租了、只要一次經驗就足夠磨損房東的耐心，張偉瑜補充，多數房東會把弱勢者想像成問題很多、動不動就欠租的，但事實上一般住客的欠租糾紛才是大宗，如果是有社工追蹤、領有社福補助的弱勢者，反而是一進帳就趕快給房東租金──儘管如此，崔媽媽基金會也不覺得不願租弱勢的房東是「壞人」，大部份的人還是想做好事，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呂秉怡說，房東出租房子的初衷很簡單，就是房客不要欠租不要有空窗期、房子維持得好好的、不要被鄰居投訴、租約結束可以順利把房子收回來，但房東也是一般人，碰到弱勢者總會有各種擔憂。「如果我是房東，結果房客阿嬤常潑我鄰居熱水，我想到就頭痛、電話一直被打，我該找誰？」張偉瑜說，大部份房東能知道的解決管道有限，最後結果也就是我不懂、我不會、我不要碰。
這正是崔媽媽基金會為何會想以社工之姿來擔任「二房東」的原因──無論是經濟弱勢、單親家庭、身障者、精神障礙者，社工能了解的資源往往遠高於一般房東，雖然社工無法全靠自己解決，至少有更多的資訊可以連接政府或是相關民間團體，房東只要安心出租、不必煩惱各種事，自然也就更有意願租給弱勢者。
「只要有得住，生命就能往前走，走著走著總有機會來到不錯的地方…」
讓有社工背景的人來擔任「二房東」，或許就是讓房東、弱勢租客雙贏的方法之一。即便政府推行社會住宅、包租代管多年，呂秉怡說台灣住宅問題之一就是社福與住宅政策很切割，學都市計畫與地政的人對「人」不熟、學社福的人雖然很熟悉「人」卻也往往對住宅政策不熟，讓弱勢者住進社會住宅依然會有各種問題產生。
張偉瑜舉例崔媽媽基金會處理的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一，一個中低收入戶家庭有年輕女孩帶著中度身心障礙的媽媽，當媽媽吼叫擾鄰、女孩也因各種原因付不出租金，物業管理者就算有心想幫忙也幫不了，最後只能求助於崔媽媽基金會──在社工介入後，病情不穩定的媽媽得到安置資源、欠租的租金也透過各種管道補好，整個家庭往穩定的方向走、不必像大部份的結局一樣被趕出來，這就是社福結合住宅政策的效果。
又例如弱勢住進政府蓋的社會住宅可能有各種狀況，例如有阿嬤連電子門鎖都不會用、不知道垃圾該丟哪，馮麗芳說，如果社會住宅裡頭也有類似社工的角色，這些人入住可以更順利的。
公家機關的權責壁壘分明、讓社福與住宅政策脫鉤，但仍有許多民間可以做的，崔媽媽之「友善二房東」計畫就是想營造友善的租屋環境。呂秉怡說，即便有房東想租給弱勢、也往往要擔心各種突發狀況，「我們這計畫就是試著讓房東知道，如果你有這愛心願意協助弱勢家庭、願意當愛心房東，崔媽媽跟社福團體會一起做你的後盾──如果你願意把房子租出來，崔媽媽會做整合性的橋粱，把里長、社福單位拉在一起，房客有需要協助的話大家都會拉他一把，我們一起做房東的後盾。」
